回應馬家輝的「民主騙子」說>>我成了一個騙子：基督徒對民主的有限忠誠/禤智偉

回應馬家輝的「民主騙子」說
我成了一個騙子：基督徒對民主的有限忠誠

禤智偉

文化評論人馬家輝曾在報章聲稱：「如果有人對你說『我支持普選，but ……』，這個人一定是個騙子，要唾棄他，別相信他。」恐怕我必定令馬家輝失望，因為我相信基督徒對民主制度的忠誠必然是充滿「但書」（qualifications）的 —— 就是他不喜歡聽到的那些「but」。當社會上出現某些強烈的聲音，認為每一個有良知的香港市民都應該無條件支持民主，而且你必須用他認可的方法爭取民主，否則你就是「無膽匪類」、「民主罪人」，我們就要提高警覺，小心民主運動已經變質。

假如有人問我：「基督徒應該支持民主嗎？」我會反問他：「何謂支持、何謂民主？」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夠輕率抽象地回答，否則我的所謂「支持」（與否）也只是抽象的和頭腦上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戴耀廷教授有一個很深刻的形容，他指大部分支持民主的香港人的心態是「功利二型」，民調顯示過半數市民認同民主的價值，不過他們願意為民主付出的代價是有限度的，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及現有生活水平大體上不能受影響，底線是民主不能傷害經濟。這正好是中產教會的寫照！不少信徒口裡說支持民主，但當你問他們肯為爭取實現民主犧牲多少，他們會答：「我原則上當然支持民主，不過 ……」。

若要避免我們成為自欺欺人的民主「騙子」，基督徒最起碼要問自己三個互相緊密關連、不能孤立或抽象地回答的問題：我們應支持怎樣的民主？為甚麼支持？應如何支持？因篇幅所限，本文會集中討論第二個問題，其餘兩個問題只能粗略觸及。

民主的沉疴

一般人支持民主有兩類理由：因為民主產生良好的效果（consequentially），民主「好」、「正」；或者因為民主本質上（intrinsically）符合某些我們信奉的價值，民主「對」、「啱」。例如，由多位教牧和信徒領袖發起和草擬的〈基督徒關注普選聲明〉，便同時包含這兩種理據。一方面，〈聲明〉重申：「人具有上主尊貴的形像。因此，人人有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和義務，以建構民主社會」；另一方面，〈聲明〉暗示民主改革是解決當下社會問題的唯一契機：「現今市民對政府施政日益失望，社會缺乏願景，資源分配不均、貧富懸殊嚴重、教育欠缺理想、家庭制度瀕臨解體、濫藥及其他反社會行為等，在在侵蝕香港社會的根基。」但這些問題在任何西方民主國家也都出現，是否能歸咎特區政府缺乏認受性？假若我們將民主吹捧成「天上有、地下無」，民主的工具價值或內在價值卻無法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落實，除了製造一個「硬銷」的假象令反對者多一個攻擊民主的口實，會否鼓勵民主的傲慢？當民主真正來臨的時候，產生的期望落差，會否使香港人對民主冷漠，甚至厭棄民主，像西方社會出現的民主憂慮？民主制度應許平等的政治權利，但在個人的天賦、物質等條件懸殊的情況下，卻無法保證政治機會的均等，所謂「人民當家作主」不過是精英被授權去合法統治。民主理論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在最普遍的代議式民主制度，管治既非由主流民意主導（majority rule），少數人的利益也不能獲保障（minority right）。

我們以為通過投票可以找出人民的意志（the popular will），而議會政治可以平衡各方利益；但事實是，民主程序始終不能化解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的永恆衝突。我們可以想像，即使沒有功能組別，只要所謂「主流」民意贊成經濟發展有凌駕性，高鐵撥款仍然可以在立法會獲得通過！民主商議程序的價值中立，總以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的計算，代替公義和公益（common good）的考量。社會上互相競爭的對「善」的信念（rival conceptions of the good），結果不是以議事堂內理性對話的較量定勝負，而是靠競選中的拉票動員、議會幕後的游說等方法，由勝利的一方支配失敗的一方。民主程序不一定能凝聚共識，更加沒有辦法說服反對者他們的意見已經被充分尊重。

民主的理據

很多人（包括非基督徒）都引用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名句：「民主之所以可能，因為人有行公義的能力；民主之所以必須，因為人有不義的傾向」來為民主制度背書。但其實尼布爾從來沒有證實民主的「可能性」，因為那是一個實證的問題，需要考察過真實存在的民主制度之後才能定論，不能純粹從價值的討論先驗地證成。而且，尼布爾的人觀強調人的罪性，否定任何幻想人類社會可以漸臻於完美（perfectible）的改良主義或進步主義。當尼布爾說因為人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民主成為可能，他並沒有證明人可以靠自己建立和諧美好的社會；他只是發現，假如人真的是無可救藥地自私和愚昧，權威或極權管治便順理成章，所以不能對人性徹底悲觀。由始至終，尼布爾只是論證了民主的「必要性」，在他心目中，民主「排劣」的消極價值，高於「擇優」的積極功能。在現實世界，多少無能寡德之輩在民主選舉中當選，若非有制度上的限制安排，他們更可屢次連任。所以，尼布爾的民主理念著重的是權力制衡、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必要性，多於肯定強而有力、敢作敢為、福為民開的大政府的可取性。

另一種基督徒經常採用的民主理據是，每個人都是按神的形象（imago Dei）被造，所有人都享有獨一的尊嚴，不容許任何人絕對地支配宰制他人。但是從這種天賦平等人權開出民主的方法有其弊端，就是當人權和自由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無上價值，便可能崇尚個人權利多於談社會責任和義務。而且，如果小我真的完全不能為大我犧牲，人的平等權利不容妥協，則我們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容許每一個受影響的人都對政策有否決權的社會制度。

還有第三種的角度，認為上主恩賜人類自由意志，便包括「犯錯的自由和權利」，一個不容許人民犯錯的社會是邪惡的。民主制度使人有機會承擔共同責任（co-responsibility），即使並不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我們仍然可以學習為將來負責。在民主制度裡面，無論選出來的是陳水扁還是馬英九，布殊或奧巴馬，對集體的錯誤決定，選民都只能甘心「自食其果」，不可怨天尤人。

上面三種從基督信仰出發的進路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極權體制和絕對主義（absolutism）的戒心。所以基督徒對民主的支持最多只是一種「偏好」（presumption），假設民主是自由和公義的社會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提出異議的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在反對、延遲、暫緩民主的人那一方。我們「偏好」民主，不因為民主可以實現某些與信仰吻合的善，而只在於（to the extent that）它能夠抵制某些惡。在防範家長式管治和絕對權力腐化所帶來的苦難這一點上，當民主制度有效運作，便值得我們支持；但是對奉行民主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主流價值及其他弊病，我們仍然會實務地批判。基督徒不必無條件地將民主價值「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然後才能擁抱它，而是要保持一種「辯證性的距離」：在沒有民主的時候支持爭取，在有了民主之後批評它的不足。

民主的忠誠

很多人都會講，我們只應支持優質的民主，劣質的民主寧願不要；例如，民粹式民主就要不得。偏偏「民粹」這兩個字是反對民主的人最喜歡講、支持的人最討厭聽的。怎樣的民主制度才能避免走向民粹？在考慮我們的政制遠景時，如何盡量減低民主實驗失敗的代價，或政治轉變衝擊社會的風險？提出這類疑問的人，不一定想拖民主的後腿，而是反映不少香港人對民主的真誠盼望。

教會內對民主步伐的不同意見，完全反映社會上的分歧：有些人非但對政制改革漠不關心，甚至很懼怕其他人用「激進」的手段爭取民主，會破壞社會秩序；有人因二十年民主路一池死水而不耐煩，打算義無反顧、終極一戰，而且號召其他人一起跟從；也有人認為民主化是漫長的鬥爭，不爭朝夕。基督徒支持民主的理據可以各異，不同的人準備為民主付出的代價更會有所不同，有人願意犧牲多一些、有人不願意，但基督徒不應像社會上其他人一樣以政見分別敵我，我們首要應互相包容、並互相提醒：將次終極之事（penultimate）誤置為終極（ultimate）的關懷，將追求民主當為實現天國，可以構成一種罪；但以追求終極為藉口，忽略次終極之事，滿口福音和救恩，但對身邊鄰舍的生活掙扎和社會的不義視而不見，也是罪。

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黃昌榮教授有一個很鮮明活潑的講法，以自由戀愛比喻民主：即使自由戀愛製造很多現代家庭和社會問題，甚至我們不能否認在父母之命的相親制度（arranged marriage）下的夫婦也可以得到幸福，但自由戀愛仍然是現代人不能不爭取和維護的「次終極」價值。同樣，基督徒支持民主不是因為它有任何的必然「好處」，甚至即使民主不能帶來安定繁榮，我們仍然無可選擇地支持。基督徒對民主的忠誠雖然是有限和相對的（relativised），卻非虛假或飄忽的，也不是有條件地討價還價。正因為我們知道民主不是人類社群生活終極圓滿的歸宿，民主的運作是脆弱的，非但社會未必能夠靠民主選舉去自我更生、化解矛盾，反而民主制度本身需要被不斷更新，於是民主化永遠是「尚未成功的事業」（on-going project）。我們面對民主失效的唯一反應，只能是加倍努力地使之重回正軌，而非輕言回頭（more democracy, not less）。

（筆者改寫自今年1月30日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與香港民主進程的反思」座談會講稿）

《時代論壇》第1176期 201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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