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野百合學運」對香港「佔中」的啟示

台灣「野百合學運」對香港「佔中」的啟示

練乙錚：台灣「野百合學運」對香港「佔中」的啟示
（本文 2013年9月12日 刊於《信報》）

寫這篇文章，首先希望本地左派包括「出聲幫」在內的「反佔中」人士重新思考「違法達義」在中華社會的現實可能性和意義；其次還希望所有同情或支持「佔中」的朋友動腦筋探討運動的各個方面，務求達到「不動則已，動則無懈可擊」的境界。筆者認為，發生於1990年台灣專制統治晚期的爭取民主的「野百合學生運動」，尤其值得借鑑，因為比起在美國及印度等地發生的同類型公民抗命，台灣的這個經驗在很多方面都更貼近香港現實。

「野百合學生運動」（下稱「野運」）的發生，距今二十三年，比北京的「八九民運」還晚了剛好十二個月，並不遙遠。兩個運動都是違法的，一個在屠夫的坦克槍炮迫擊之下悲壯地失敗了，遺下廣場上攤攤腦漿和血漬，另一個卻奇蹟地、完全平和地，完全勝利了。勝利之處，社會大踏步進入政治文明。誰要是認為今天台灣立法院裏喋喋不休的吵鬧是一種從原來「穩定社會」的退化，筆者會請他到綠島人權紀念公園的地下展館，把牆上刻着那一萬個名字都細細摸一摸。

運動以「野百合」命名，有多重深意，香港的朋友不可不知。原來，那種花的學名是「台灣百合」，顧名思義，乃台灣獨有，象徵本土、主體；她在台灣哪一個角落都生長，象徵大眾、普羅；與普通百合品種不同，她是野生的，一個「野」字，充滿生命力（所以筆者這裏用「她」不用「它」）；等等。這些政治意象，都是運動中人刻意表達的。

此外，筆者還想到一個。野百合的花，多呈白色，外形似一個喇叭，高潔別致，恰好象徵J. Rawls說的「公民抗命」本義：少數清醒的人，以異乎尋常的方式猛然喚醒大多數人驅除偏見，或以之敦促大多數人改變漠不關心、轉而正視並幫助剔除一小撮人的極度偏執，從而達致社會公義。涵義如此豐富，野百合顯然比茉莉等花高超！

「野運」又真像一個奇蹟。她由非法佔領位於台北博愛警備管制區內的中正紀念堂廣場的第一天起算，頭尾一共只持續了六天。運動於該年3月16日開始，迅即獲得全台各地學界支持；18日，在廣場滙集的人數已達六千，氣勢旺盛，學生遂正式向當局提出四項要求，即一、解散1949年從大陸帶過來而從未改選過的「國民代表大會」；二、廢除以反共為名扼殺公民權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回歸憲政；三、召開全民國是會議；四、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學生的態度很堅決，聲言不達目的便繼續非法佔領廣場。不料，於21日總統大選中獲勝的李登輝聽了學生的要求之後，竟從善如流，通盤接受學生的要求。22日，學生接受離場安排。其後的發展，大家都知道【註1】。

那麽，台灣當年發生的這個「佔中」（中正紀念堂廣場）「野運」，和今天香港人提出的「佔中」，有何重要異同？筆者認為，有下列幾點：

一、運動背後的歷史動量不同

「野運」是台灣民主運動長期孕育的產物。台灣民主運動歷史悠久，遠的不說，從1949年開始算，到1990年之間的四十有一年裏，跌宕起伏未曾停止過。因為運動很多年來都有濃厚反蔣成分，中共隔岸觀火，一向都適當低調地支持；筆者在自己的「紅色年代」裏，也曾當過啦啦隊。相比香港「佔中」運動背後的民主動量便顯得單薄，中共及其支持者對運動的態度，更完全是敵對的。

二、運動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

「野運」處於整個台灣民主運動的成熟期，國民黨專制政權的意志和力量，皆是強弩之末；因為是瓜熟蒂落，所以能避過之前出現過的種種血光之災。相對而言，「佔中」處於香港本地內殖民專制政權的開始、上升階段，統治階級調動力量、使用政權或非政權武力直接鎮壓民主運動的意識和動機都在逐步加強，運動能否和平起動、和平結束，視乎當政者變得有多狂妄，因而是未知之數。

三、「野運」和「佔中」的性質一樣

二者都是典型的公民抗命運動，少數人通過和平而違法的手段，試圖喚醒社會上的大多數人的良知，一起渡到「義」的彼岸。因此，如果認為1990年台灣的那次運動是「正」的，值得支持，那麽，2014年的「佔中」行動，就沒有可能是「邪」的，而一樣值得支持。一些反對「佔中」但卻說自己「支持民主」的人士，尤其應該誠實地思考「野運」的歷史教訓和現實意義。

四、運動開始的時候，都遇到很大阻力，既來自統治階級，也廣泛來自社會。

市民一般年紀愈大便顧慮愈多，統治階級的「維穩」宣傳便對之愈有效。由此形成的意見對立，擴散到社會上每個角落，夫妻不和、父兄反目，也是常有的事。然而，台灣的運動成功了，完成了歷史任務，原先的反對者，後來都得承認「野運」的劃時代意義；這對香港「佔中」運動有重大啟發和鼓舞。大家試看下面這一段由一位「野運」參與者寫下的回憶，便知起先的困難和阻力都是一樣的：

「活動結束後，我和同學幫忙整理環境後才回到學校宿舍。但事情還沒完結。我看到報紙和電視新聞裏，專家與評論者以各種尖酸惡毒的言論嘲笑這場學運，不時還要面對某些『冷靜』、『理性』的同學、老師的指責。某程度上，我發現我成了異類……。

「後來回台中的老家，與家人共進晚餐，大姐看着電視新聞，批評學運的無知，隨口問了句：『你沒有去吧？』我不知道那根筋不對，一股衝動上來，直接回答『有』。頓時場面變得十分詭譎。

「老爸罵了句：『當年大陸就是這麼丟的。』我猜，要不是他老了，而我也大了，老爸一定會去拿橡皮管對我抽過來。我忘記當時回答了什麼，……講沒幾句就乖乖閉嘴。我想，這對老爸太殘酷了，他一直是忠心的老國民黨黨員，我又是他最疼的小孩。後來我們合力忘了這回事。」【註2】

五、面對「公民抗命」，統治階級除了使用其他辦法，也都會用「嚇」這一招。

在那時的台灣，「共匪」就是那隻用來嚇人的「吖嗚」：你要反獨裁反政府嗎？搞亂了社會，共產黨就要打過來。在香港，「吖嗚」當然不能是「共匪」，於是就變為「樓市冧、冇工做、冇飯開」、「動亂」等的說法。不少市民的安定生活自信心本來就不強，乍聽之下覺得言之成理，便容易「受嚇」。

六、同樣是佔「中」，「野運」佔領的，是一個象徵政權的地標，故台灣當時的商界，並沒有積極反對。

香港的「佔中」，計劃佔領的，則是商業金融地帶。後者做法，震懾力強，但亦帶來巨大阻力，對運動是否一個淨收益，目前還難以計算，是以有例如佔領遮打花園等的建議。

最後這一點，筆者認為運動的領導還可以繼續思考；畢竟，中環很「大」。設想：如果「佔中」運動能夠事先取得主流商界公開而確切的支持，承諾接受普選聯提出的最佳普選方案，那麽，運動的領導完全可以決定轉移陣地，放過商界一馬，像台灣的「野運」一樣，把佔領的矛頭直指專制政權。說到底，「癱瘓」政府一大堆有害無益的黑箱會議，比「癱瘓」商界更易取得市民的諒解、支持。對運動而言，這可能是一石二鳥。不過，運動的領導要更深入探討這個方向的合法性和道德感召力；要研究北京會如何反應，還要估計運動的批評者會怎樣修訂他們的策略、社會的觀感將如何變化，等等。

總之，台灣二十三年前的「野百合學生運動」是一個重要的民主實踐經驗、一筆珍貴的思想資源。多認識這個運動，對香港所有人都有好處。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八、九十後讀者也許不清楚那個「萬年國大」是什麽。孫中山提五權憲法，所謂五權，分別是：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都屬於政府權力，分別由五院行使；五院向國民代表大會負責，後者代表人民和國家，憲制地位高於五院。國大代表按地方人口比例選出；關鍵的是，國家的總統、副總統是由這些代表選出的。國民黨敗走台灣之後，從大陸帶過去的國大代表未曾改選過，一直受到很好供奉，人稱「萬年國大代」；蔣介石當年可以連選連任，靠的就是那一班聽話的國大代表。台灣民主化之後，國民代表大會凍結，其職能都分拆出去，總統、副總統也改由全民直選產生。

【註2】見http://jeph.bluecircus.net/archives/gossip/post_148.php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808&cat_id=6&title_id=626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