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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5月 28, 2009

陳冠中@hk.世界主義者的文化饗宴?

《明報》「世紀版」:200956


「簡直是醜聞!outrageous(無法無天)!」這次《號外》創辦人、文化評論人陳冠中回港三星期內擔任了五場講座嘉賓,循例緬懷此城輝煌,遠眺大中華前景以外,並出席了由鄧永鏘爵士牽頭的西九龍文化區論壇。他從未評論過西九,怎料他這次狠狠批評;笑瞇瞇的flaneur(浪遊者)外表以外,他也可以是一個介入式的世界主義者。


豪客、求職者與推銷員


「單看panel(講者組合),七個倫敦加兩國紐約,完全不把歐洲及亞洲放在眼內,絕對不能接受。鄧永鏘是自資舉辦的,因此我們不能說他沒貢獻;他既有能力也有錢有人脈,若他真的有分搞西九也可能是好事。但這九個人全都是big spender(大豪客),慣拿大錢做事。而據The Creative Economy的作者John Howkins對我說,當中有一半都是來搵工的;古根漢總監則是大推銷員,沒有藏品徒具空殼的博物館竟也可以推廣到那麼多地方,現在聽說他可能會被董事會解僱。香港要建M+,這些模式是否合用呢?」陳冠中說。「四年前鄧永鏘在同一論壇上批評香港政府的top-down(由上而下)方法,說要bottom-up(由下而上),現在則搞出這樣一個講者的組合,真令人費解。」


「殖民文化的特徵之一就是殖民地的精英向帝國首都朝聖,名為『朝聖之路』。去殖民就是要切斷或重新打開朝聖之路,這個panel顯示我們仍是被殖民的心態,最慘是官員都很受落!歐洲及日本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內地也有世界級的人才,他們都適合做我們的panel。」


他自言西九太大,不懂得搞,但他很熱情的提出一個「小小建議」:「將中環大會堂高座改為『香港書城』,邀請大小書店進駐,在黃金地段設立文化地標,即時可以辦到,產生移風易俗的效果,無人夠膽再說香港無文化!」可惜他在年前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家麗提過,她即時反應是「要牽涉很多部門的啊!」便沒下文了。


「我想resume activism。」


陳冠中在寫作以外的身分變化多端。最新的身分是國際綠色和平(Greenpeace International)的六名董事之一。去年五月經多重甄選後獲選,任期三年,每年要付出四十個工作天,負責監察其管治(governance)而不能幹預地區辦事處的運作。其實他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便參與發起「綠色力量」及「綠田園」等組織,並寫作探討綠色資本主義,也算是activist(行動主義者)。


「從前以為它是提出理想或理念,然後以矚目的方法去喚醒意識,是教育性的東西。但現在看到在全球議題的設定過程它都在底下做工夫,發揮影響力。」他從不是直接行動的人,卻贊成對抗手段作為科研等以外的一個方法。「他們不接受政府及企業的捐款,這樣便不怕得罪人、不怕指名道姓。關係太好有時成不了事,必須保留對抗性行動可能,尤其對於企業,這比較合我現在的胃口。我想resume activism。」陳冠中說。氣候問題已刻不容緩,他對此比文化與政治更心急。


從客卿到「擦邊球」評論者


公職以外,寫作仍是他的終極志業。閒居北京六年,他就是「混」文化圈和讀書寫作,並以一個外來者的身分觀察風雲變色的大時代。「過去我都以『客卿』自居,很少直接評論,在文化聚會中往往以我女朋友的『家眷』身分出席,他們也以『香港人在北京』來認知我。」他在內地發表的文章見於《萬象》等雜誌,頻率比香港疏,篇幅也較長,專打引介西方概念、暗喻社會現的「擦邊球」。「近兩年才開始在言談間自覺比較理解他們的想法及背後的脈絡,直覺開始可以發言了。在外頭胡亂指點江山很討厭的嘛,香港就經常讓人這樣說了,注滿了情緒的。」但一開始正面處理內地問題,還是要面對現實中的受眾。


「內地知識分子包括年輕人,平時可能是玩搖滾及流行文化的,一認真思考大問題,總是簡化為符號然後視為對抗。」從他們的問題,陳冠中學到更多內地的國情。


大國的盲點與進程


「整個十三億人的精英當然比香港多,根本不能這樣比較。拿武漢甚至上海來比還差不多。」就如中國運動員的成績再彪炳,也不能證明運動以至運動精神(Sportsmanship)的普及,國人卻往往視之為「國家」興盛的指標。「由去年『三一四』西藏奧運火炬被搶事件、奧運的驕傲以至近月《中國不高興》一書的出現,國內的優越感一直在強化之中。但由此也看出香港如何厲害:一個小小的香港可以令內地有這麼強的情緒反應。」不過他觀察到一面倒擁護中國或西方的立場者只屬少數,而他在認為中與西各有優劣的大多數中屬於以世界為終極立場者。雖然多數情對世界有利的對中國也同時有利,而他對亂象之下的進程還是樂觀的。


「這些都是過渡過程,幸運地中國這三十年走的路與俄羅斯等很不同。首先國土完整性不太受影響,被侵佔的土地不少但都是無人地帶。另外我們一開始便是搞出口貿易,被迫進入了世界體系,門戶要長開──若封了互聯網又怎做生意?加上奧運成功,無人再會提『東亞病夫』,百年夢圓。但我想中國再『招積』也不至於侵犯別國,別忘了香港在八十年代時也很不可一世,看不起中國和台灣呢。政策方面,永遠也在調整,中國也在學習之中,現時沒有令大局走上不歸路的決定性因素,也無侵略的意識形態,所以我想不會有大問題。」


重回人性價值


說到「利益」,這位文化人很實際,不外乎廣大人民的福祉,眾生平等,意識形態於他較多是觀察與思考的工具,正合乎他的另一個身分:師從不丹的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的佛教徒。無論切身的觀察如何具體而微,他關注的永遠是大局。而他的普世情懷,早在年輕時已經形成了。「整個嬉皮士的文化都是這樣的呀,約翰.連儂的歌如Imagine的資訊正是如此。」去年他自言從「馬克思主義中找出社會與個人的理想精神良藥的夢醒後,始發現人生除了理想,還有更多實際且觸動人性的東西值得深思」。他最佩服內地一些傳媒的「滾地雷」行為,衝擊審查,「犧牲小我為大眾開路」的報道,「他們拚了命的報道,不去讀的話我會內疚的。相反香港有自由,但除了部分官能性的揭秘報道,我們還有什麼呢?」內地對來之不易的言論空間遠比香港珍惜,作為作家,滿足感自然也較大了。文化浪人逐水草而居,醞釀多年以內地為背景的小書也終於動筆了。


陳冠中對香港仍是關心的,但自覺熟悉的事物多已寫過了,唯有將之置於更廣闊的脈絡以遊移的視點審視,也許本土承擔稍弱,卻合乎他一貫的波希米亞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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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第四次


自二○○四年專訪陳冠中四次,這次他的白頭髮多了,煙(其實是Davidoff小雪茄)也戒了。

過去幾年他由整理與反省過去,漸漸浮現出新的理念,身體力行去推行,不再只保持距離的分析。例如訪問中他接近十次提到推動香港書城,以及加入綠色和平,瀟灑姿態中冒出懇切神色,這個波希米亞人多了一份傳教士的使命感。


「對你這類人,除了死亡便沒有其他救贖出路了。」馬家輝曾如此形容他。現在他早睡早起修練養生,一方面更洞察世情,一方面也更進取入世,靜極思動,陳冠中永遠不能一概而論。


[文/洪磬 HungHingHK@gmail.com 編輯:黃靜]

星期二, 7月 24, 2007

羅永生﹕左派的躁狂與憂鬱--回歸十年觀《老港正傳》




回歸十年,在種種膚淺蒼白的慶祝活動當中,《老港正傳》觸碰「老左派」這個從未在香港銀幕上呈現的課題,也算是別開生面。

雖然老左派在香港源遠流長,對香港文化構成的影響既深且廣,但自80年代以來,老左派刻意收起「左派」形象,以求融入香港主流社會的策略,已做成香港新一代對「左派」傳統的認知嚴重斷裂的狀。

可是,《老港正傳》並沒有正視這段塵封了的歷史,而是將這段歷史嵌入一個以個人悲歡離合為主調的煽情劇架構當中。對於渴求在片中填補失落了的歷史空白的廣大觀眾來說,《老港正傳》的左閃右避,恰好說明了電影敘說人在面對這段香港左派歷史時的左支右絀。

一些影評人將《老港正傳》安置在中國文革後的「傷痕文學」及以謝晉為首的「傷痕電影」的傳統,的確有其道理。因為傷痕文學和傷痕電影面對歷史的複雜、歧義和創傷之時,往往都是以濃重的煽情色彩塗抹、遮掩過去,將歷史和社會力量人格化、個人化,並以家庭作為歷史危機的避風港。可是,《老港正傳》卻缺乏謝晉式煽情劇中忠奸黑白二分的救贖敘事。電影裏頭可以說盡是正派人物,而無反派人物。相反,故事的骨幹是「金雞」式那種不斷跳越,無由解釋,沒有英雄但會自動推進的歷史,以及在底下演出個人悲歡離合的小人物。

小人物的悲劇就如主角左向港(黃秋生)在妻子秀英(毛舜筠)死後所說:「時間全部錯哂!」——因為小人物在無言無語的大歷史步伐面前,最終的悲劇就是與時代、時間的錯位,把握不住時代的方向。

將電影鏡頭充當無情歷史判官,俯視大地,憐憫小人物,出色的例子是荷李活的《阿甘正傳》。《老港正傳》的實際效果,其實就是將「老左派」打造成香港「阿甘」——只有一股坦白、樸素的愛國心,卻又毫無自覺能力和主體性,去掌握狡獪無常,卻又無所不能,至高至大的歷史旨意。




所以,如果傷痕電影是要以煽情劇的方式迴避歷史創傷,是要轉移視野,突出共產黨富於彈性的自我修復能力,卻始終證明共產黨還是掌著歷史的舵,還能從創傷中救贖了意義渺茫的歷史的話,《老港正傳》卻只是在溫馨煽情的遮掩底下,以無堅不摧的資本主義巨輪為名,自虐地觸碰這些傷疤,暴露這些傷疤。

事實上,這種寫成像「阿甘」的老左派形象,和主流刻版印象中令人生厭生怕的「維園阿伯」形象,只是一個銅錢的兩面。「維園阿伯」是毫不掩飾的躁狂,左向港版的「阿甘」,則在無辜底下埋藏著一種憂鬱。

根據弗洛依德,躁狂和憂鬱都只是哀悼失敗或拒絕哀悼的病態結果,因為兩者都無法與失去了的東西重新建立關係,歷史創傷因而無法治愈。香港老左派常見的躁狂與憂鬱,都是未能安葬/哀悼自己失敗了的過去的結果。

歷史創傷 從沒好好治療

蘇東波之後,西方左派對社會主義江山瞬間敗亡,耿耿於懷,早有論者以「左派的憂鬱」反思其進退失據、一蹶不振的窘態,因為這些西方左派,拒絕對社會主義的潰敗哀悼。觀之香港老左派,卻早因文革極左之失誤、六七期間要求提早回歸之失敗而傷痕纍纍。可是,香港老左派這段段歷史創傷,卻從沒好好治療。失去的夢想、錯置的目標、浪擲的生命歲月,歷史至今仍未有一個說法。暴動/抗爭中的那些傷殘死難,數十年來如荒野暴屍,未得安葬,無從哀悼,更遑論紀念。

將荷李活的「阿甘」形象,覆蓋在香港老左派身上,甚至可說是對老左派另一輪殘酷的嘲弄,因為「阿甘正傳」當中被美國歷史拋得暈頭轉向的,其實是一個天生智障的阿甘,自始至終根本就沒有什麼偉大理想。然而,香港老左派的憂鬱背後內藏那種「反過來對準自己的憤怒」,卻是因為一個又一個「崇高而又偉大」的理想逐一失去。而老左派之所以為老「左派」,卻正在於他們當年自詡在眼光、分析、遠見,都比沉淪在殖民地當奴才的本地主流社會高明:他們曾經有理論、有分析、有判斷。

回歸十年,為老左立傳,頗有為左派理想年代送葬哀悼的弦外之音。可是,現實當中,老左派們能接受以香港的「阿甘」,為失去了理想的自己造像嗎?答案如非的話,左派躁狂與憂鬱的日子,恐怕仍然沒有遠香港而去。

(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文章出處: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0720/faa1h.htm


小鳴按:與友人看過《老港正傳》後,直覺得電影溫情包裝下的意識極有問題,且已搜集了一些資料,打算各自寫些什麼。可是,事與願違,一直沒空,但心願未了,一直不安。日前讀到羅永生這篇文章,直覺得想說的他已說了,且高出我和坊間大多數論者很多「皮」。讀後,心理包袱放下了,人也舒坦了。在此得向羅博士說聲「謝謝」。

延伸閱讀:
《老港正傳》——失憶、中空、犬儒的紅白藍精神/eg9515
《老港正傳》:揶揄社會主義的虛妄/湯禎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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