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7月 24, 2007

羅永生﹕左派的躁狂與憂鬱--回歸十年觀《老港正傳》




回歸十年,在種種膚淺蒼白的慶祝活動當中,《老港正傳》觸碰「老左派」這個從未在香港銀幕上呈現的課題,也算是別開生面。

雖然老左派在香港源遠流長,對香港文化構成的影響既深且廣,但自80年代以來,老左派刻意收起「左派」形象,以求融入香港主流社會的策略,已做成香港新一代對「左派」傳統的認知嚴重斷裂的狀。

可是,《老港正傳》並沒有正視這段塵封了的歷史,而是將這段歷史嵌入一個以個人悲歡離合為主調的煽情劇架構當中。對於渴求在片中填補失落了的歷史空白的廣大觀眾來說,《老港正傳》的左閃右避,恰好說明了電影敘說人在面對這段香港左派歷史時的左支右絀。

一些影評人將《老港正傳》安置在中國文革後的「傷痕文學」及以謝晉為首的「傷痕電影」的傳統,的確有其道理。因為傷痕文學和傷痕電影面對歷史的複雜、歧義和創傷之時,往往都是以濃重的煽情色彩塗抹、遮掩過去,將歷史和社會力量人格化、個人化,並以家庭作為歷史危機的避風港。可是,《老港正傳》卻缺乏謝晉式煽情劇中忠奸黑白二分的救贖敘事。電影裏頭可以說盡是正派人物,而無反派人物。相反,故事的骨幹是「金雞」式那種不斷跳越,無由解釋,沒有英雄但會自動推進的歷史,以及在底下演出個人悲歡離合的小人物。

小人物的悲劇就如主角左向港(黃秋生)在妻子秀英(毛舜筠)死後所說:「時間全部錯哂!」——因為小人物在無言無語的大歷史步伐面前,最終的悲劇就是與時代、時間的錯位,把握不住時代的方向。

將電影鏡頭充當無情歷史判官,俯視大地,憐憫小人物,出色的例子是荷李活的《阿甘正傳》。《老港正傳》的實際效果,其實就是將「老左派」打造成香港「阿甘」——只有一股坦白、樸素的愛國心,卻又毫無自覺能力和主體性,去掌握狡獪無常,卻又無所不能,至高至大的歷史旨意。




所以,如果傷痕電影是要以煽情劇的方式迴避歷史創傷,是要轉移視野,突出共產黨富於彈性的自我修復能力,卻始終證明共產黨還是掌著歷史的舵,還能從創傷中救贖了意義渺茫的歷史的話,《老港正傳》卻只是在溫馨煽情的遮掩底下,以無堅不摧的資本主義巨輪為名,自虐地觸碰這些傷疤,暴露這些傷疤。

事實上,這種寫成像「阿甘」的老左派形象,和主流刻版印象中令人生厭生怕的「維園阿伯」形象,只是一個銅錢的兩面。「維園阿伯」是毫不掩飾的躁狂,左向港版的「阿甘」,則在無辜底下埋藏著一種憂鬱。

根據弗洛依德,躁狂和憂鬱都只是哀悼失敗或拒絕哀悼的病態結果,因為兩者都無法與失去了的東西重新建立關係,歷史創傷因而無法治愈。香港老左派常見的躁狂與憂鬱,都是未能安葬/哀悼自己失敗了的過去的結果。

歷史創傷 從沒好好治療

蘇東波之後,西方左派對社會主義江山瞬間敗亡,耿耿於懷,早有論者以「左派的憂鬱」反思其進退失據、一蹶不振的窘態,因為這些西方左派,拒絕對社會主義的潰敗哀悼。觀之香港老左派,卻早因文革極左之失誤、六七期間要求提早回歸之失敗而傷痕纍纍。可是,香港老左派這段段歷史創傷,卻從沒好好治療。失去的夢想、錯置的目標、浪擲的生命歲月,歷史至今仍未有一個說法。暴動/抗爭中的那些傷殘死難,數十年來如荒野暴屍,未得安葬,無從哀悼,更遑論紀念。

將荷李活的「阿甘」形象,覆蓋在香港老左派身上,甚至可說是對老左派另一輪殘酷的嘲弄,因為「阿甘正傳」當中被美國歷史拋得暈頭轉向的,其實是一個天生智障的阿甘,自始至終根本就沒有什麼偉大理想。然而,香港老左派的憂鬱背後內藏那種「反過來對準自己的憤怒」,卻是因為一個又一個「崇高而又偉大」的理想逐一失去。而老左派之所以為老「左派」,卻正在於他們當年自詡在眼光、分析、遠見,都比沉淪在殖民地當奴才的本地主流社會高明:他們曾經有理論、有分析、有判斷。

回歸十年,為老左立傳,頗有為左派理想年代送葬哀悼的弦外之音。可是,現實當中,老左派們能接受以香港的「阿甘」,為失去了理想的自己造像嗎?答案如非的話,左派躁狂與憂鬱的日子,恐怕仍然沒有遠香港而去。

(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文章出處: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0720/faa1h.htm


小鳴按:與友人看過《老港正傳》後,直覺得電影溫情包裝下的意識極有問題,且已搜集了一些資料,打算各自寫些什麼。可是,事與願違,一直沒空,但心願未了,一直不安。日前讀到羅永生這篇文章,直覺得想說的他已說了,且高出我和坊間大多數論者很多「皮」。讀後,心理包袱放下了,人也舒坦了。在此得向羅博士說聲「謝謝」。

延伸閱讀:
《老港正傳》——失憶、中空、犬儒的紅白藍精神/eg9515
《老港正傳》:揶揄社會主義的虛妄/湯禎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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