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轉型正義】
背十字架的人
——專訪韓國導演李滄東
房慧真
坐在我對面的男人，時而托腮皺眉，時而雙手抱胸，沉吟再三，彷彿正在腦海裡打轉的是什麼量子力學的天文難題。冬天的首爾，氣溫下探零度，陷入長考的男人，彷彿就要石化成羅丹的雕塑「沉思者」。好不容易，雕像開口說話了，吐出反覆琢磨的語句，即使是透過翻譯，我仍然可以感覺到那詩一般的質地。
我們坐在韓國導演李滄東的辦公室裡，牆上掛著他自編自導，獲得坎城影展最佳編劇《生命之詩》的電影海報。劇情是一個老婦學寫詩的故事，也帶出韓國青少年的嚴重霸凌問題。一首詩的完成，可以是樹葉間篩落的光影，也可以是貧窮少女的犧牲獻祭，生命的黯黑與輕盈交織著，是李滄東電影的正字標記。
「仲夏那長久的等待／像父親臉龐的老舊巷弄／羞澀地背對坐著的野菊花／也知道我有多愛你」
影片結束於一首詩，「詩是我寫的，但寫得不好，我沒有寫詩的天份。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寫過詩，很久沒寫了，不過一直有睡前讀詩集的習慣。」今年五十八歲的李滄東，四十三歲才拍了第一部電影《青魚》。此前他是教韓文的高中老師，也是一個優秀的小說家，「寫小說寫到三十九歲時，發覺自己沒有才能，感覺很絕望，想找另一件不熟的事情重新開始。」四十歲之後才踏入電影圈，至今五部電影的產量不算多，卻囊括坎城、威尼斯等大獎，奠定他在國際影壇中的重要地位。
乍看李滄東會覺得他一臉苦相，即使笑起來也帶點勉強。典型的創作者總是跟自己的作品過不去，進而困於自我懷疑的迴圈。「拍電影的話就不會有絕望感嗎？」「也是有，但寫作只能自己去承擔，拍電影至少是團隊工作，你會分心，不會一個人在那裡苦惱。」一起合作的副導演李宗彥也說，「在拍片現場他總是在苦惱，雖然電影劇本都是他寫的，但開拍以後，他還是常常在現場臨時改劇本。」
「當導演必須要有不得不說的故事，故事是最重要的，是成為導演的第一步。」從寫小說到拍電影，苦惱不曾稍減，但故事仍要繼續說下去。說故事的動力來自於對過往的罪惡感，「一九八○年五月十七日，當時我是大四的學生，因為政府下令關閉學校，那天去學校時，不得其門而入，一群人無所事事，便到同學的宿舍玩花鬪﹝韓國的一種賭博遊戲﹞，結果那天大家玩了通宵。那時鎮壓『光州』的消息全被封鎖，幾天後透過一些傳聞才知道，那些人在流血的時候，我們一群人卻在徹夜賭博。」
通宵達旦狂歡的隔一天，發生了韓國歷史上著名的「光州事件」。一九七九年獨裁者朴正熙遇刺身亡，全斗煥趁機發動軍事政變，隔年宣布戒嚴，停止國會運作，嚴禁集會活動。位於韓國南部的光州一向是民主人士的聚集地，五月十八日在當地的抗議活動，被全斗煥派出軍隊血洗鎮壓，造成數千名手無寸鐵的民眾傷亡。
「後來其中一起玩牌的一個朋友，手抄了要求民主的傳單，貼在公共電話亭裡，很快就被軍人抓走，慘遭刑求。當年這些事情，讓我有很大的罪惡感，不只是我，跟我差不多時期的作家、導演，都有類似的心情。」
講起沉重的事情時，李滄東的語氣仍然很輕，很輕，輕到只能捕捉到如游絲的氣音。如果不透過翻譯，不知道內容，會以為他正低聲吟誦一首詩。或許就像他的電影總有舉重若輕的能力，重重提起，輕輕放下，無論是再怎麼樣殘酷的題材，都能閃現詩意的靈光。
在千禧年之際，當所有人都往前看的時候，李滄東拍了《薄荷糖》，「過去的痛苦都還未解決，怎能一味往前」。影片藉由倒敘的形式，回顧了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南韓經濟重創；九○年代的炒股暴富；八○年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最後止於一九八○年的光州事件。
三十年前還在讀大學的一代人，如今已年過半百。以暴力題材見長，同為知名韓國導演的朴贊郁也曾提到：「當那麼多人為了民主流血犧牲，我卻只是一個旁觀者，這種罪惡感一直沒消失，似乎也會跟著我直到死去。」往事並不如煙，旁觀者也自覺地扛起十字架，不讓歷史如煙消散。相較於「六四」在中國是不能說的秘密；「二二八」在台灣成了選舉時政客撕裂族群的利器。「五一八」在韓國民間的努力下獲得平反，一九九六年主事者全斗煥被判死刑，後來在總統金大中的特赦下改判無期徒刑。
一九九八年，韓國將「五一八」定為文化節。而二○○三年李滄東曾在藝文界的推舉下出任文化部長。他笑著說，「我完全不能適應，妻子也很不習慣每天要燙很多的襯衫。聽說台灣將要成立文化部，我以過來人的經驗建議，千萬不要讓侯孝賢去當文化部長。」但他也不諱言文化部的重要，「韓國政府十幾年前就投入大量資源，才有今天的榮景。」
台灣影評人麥若愚曾提到，「李滄東在任期內大力鼓吹電影配額制度，要求戲院全年必須有40%的映期放映本國電影。他當文化部長的那年，本國電影市場佔有率高達五成。全年票房統計，前十名有七部韓國片，好萊塢只佔三個名額。」
採訪期間，我注意到了李滄東的書架上，放著一張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黑白照片，照片左方一隻手提著一顆剛砍下的頭顱，照片右方，一個小兵模樣的男人，肩上扛著斧頭，笑嘻嘻地看著血淋淋的斷頭。畫面的荒謬性，會讓人以為是哪部電影的劇照，問了李滄東，原來這是一張韓戰時期外國記者攝下的新聞照片。「被砍下的頭是逃到山裡的左翼游擊隊，砍人的是討伐他們的政府軍。砍人的在笑，他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我覺得這個場面看起來很具衝擊性，也很悲傷。」
我們想要翻拍下這張照片，卻被李滄東阻止，彷彿那張照片是他不能外露，極為私密的「心象」。他剪下報導後，還用金屬材質的相框裱上，鄭重地放在書架上日日相對。採訪後看了一篇訪問，才知道李滄東的父親有左翼背景：「童年時家裡很窮困，我父親是左翼，因為它而受到的痛苦不可勝數，也許你不能相信，我從五歲時就想到人生是地獄。」
南韓和台灣有著相似的歷史發展進程，韓戰後南、北韓的分裂相當於一九四九年後台灣和大陸的隔離，在同樣親美反共的背景下，任何與左派有關的思想都被視為毒蛇猛獸，扣上「共匪」的紅帽子，淪為蹲苦牢的政治犯，和台灣如出一轍。在他的電影《薄荷糖》中，警察可逕自搜查大學生的宿舍，發現《資本論》等「禁書」就可以加以逮捕。
問起李滄東童年的困苦事，他總是點到為止，不願意多說。「許多人問為什麼我電影中的人物都是社會邊緣人物或是承受痛苦的人，或許是因為我的成長背景，這些人和我是很接近的。」《生命之詩》中的老婦靠吃重的打掃工作獨力撫養孫子，沒想到孫子捲入性侵事件，又發現自己得了阿茲海默症。《密陽》中的少婦在喪夫之慟稍稍平復後，帶著相依為命的稚子來到亡夫的故鄉定居，卻被歹徒盯上，稚子慘遭撕票。否極不一定泰來，禍總不單行，李滄東的電影彷彿要把所有能受苦的可能加總至極限，以試探深淵的底部究竟在哪裡。
「我覺得人生經歷的痛苦都有意義，但重點不在造成痛苦的罪咎本身，而是關注人在痛苦中的狀態。」我問他對這幾年韓國流行的「復仇」類型的電影有何觀感？他說，「觀眾很容易就可以跟著劇情走，復仇成功的話也會覺得很痛快，但電影並沒有對於生命和復仇的意義提出質問，只是純粹去執行復仇本身，觀眾看完之後會會感到滿足和舒暢，但並不能捕獲更深沉的情感。」
李滄東說他將來想要拍一部關於韓戰的電影。一九五○年，那是在他出生以前的事了。我們離開的那天，首爾鬧區有個戶外大電視，正轉播著金正日的葬禮。韓戰六十年後，電視裡的北韓人呼天喊地、悲慟無比；電視外的南韓人事不關己地忙著逛街購物，彷彿螢幕上播放的是一部過時的黑白電影，不曾停下腳步為之駐足。
後記：
李滄東很喜歡跟劇組同事、演員一起去卡拉OK，他說自己不愛唱歌，都是別人上台唱，「人在那個狀態下很放鬆，能觀察到一些平常不會浮現出來的幽微面。」去年他來台擔任金馬獎評審，頒獎典禮結束的當晚有個慶功宴，他曾不止一次說過喜歡侯孝賢的作品，於是打算去跟侯導打聲招呼，「四周是非常歡樂浮動的氣氛，我看見侯導和舒淇躲在角落沒和任何人說話，那是一種在人群中的寂寞，和周圍是脫節的，浮躁的情緒瞬間安靜下來，這一刻很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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