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拉斯·比盧斯｜從基輔寫給西方左翼的一封信
TarasBilous, “A letter to the Western Left fom Kyiv”, Open Democracy , 25February 2022, 5.20pm 。按知識共享（署名-非商業性）協議(CC BY-NC 4.0)翻譯。微信版略去了原文的引註。
本文僅做資料收集，不代表本平台和譯者立場。
塔拉斯·比盧斯，烏克蘭歷史學家，社會運動組織SotsRukh的活動家，也是學術期刊Commons: Journal of Social Critique的編輯，主要關注戰爭和民族主義相關主題。
從基輔寫給西方左翼的一封信
塔拉斯·比盧斯/文
王立秋/譯
我在砲火下的基輔寫下這些字。
直到最後一分鐘，我都希望俄軍不會發動全面入侵。現在，我只能感謝那些向美國情報部門洩露信息的人。
昨天，我花了半天的時間來思考要不要加入防衛部隊。當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了全面動員令，俄軍也入境準備保衛基輔，事態替我做了決定。
但在赴職之前，我想把我關於西方左翼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的想法告訴他們。
首先，我要感謝此刻在俄羅斯使館門口抗議的那些左翼，我甚至要感謝那些花時間意識到，在這次沖突中，俄羅斯是入侵的一方的左翼。
我要感謝對俄羅斯施壓，敦促其停止侵略並撤軍的政客。
我也要感謝在俄羅斯入侵的這幾天來支持我們，聆聽我們的英國和威爾士議員、工會成員和活動人士代表團。[1]
我還要感謝英國的烏克蘭團結運動(Ukraine Solidarity Campaign) [2] ，多年來，它一直在幫助我們。
這篇文章說的，是另一部分西方左翼。那些想像“北約入侵烏克蘭”，那些看不到俄羅斯的侵略的左翼，比如說，美國社會民主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新奧爾良分會[3] 。
或是DSA國際委員會，它發表了一個對俄羅斯毫無批評的聲明[4] （非常感謝美國教授和活動人士丹·拉·博茨等人對這個聲明的批評[5] ）。
或是那些批評烏克蘭沒有遵守明斯克協議[6] ，卻枉顧俄羅斯和其他政權的違約行為的左翼。
或是那些誇大極右翼在烏克蘭的影響力，卻沒有註意到其他地方的極右翼，也不去批評普京的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政策的左翼。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部分的責任，就在於你們。
你們的行為，屬於西方“反戰”運動中一個更廣泛的、通常被左翼批評者稱作“陣營主義(campism) ”的現象。[7]英裔敘利亞活動人士萊拉·沙米給它取了一個更響亮的名字：“傻瓜們的反-帝國主義”。[8]讀一讀她2018年的那篇妙文吧，如果你還沒有讀過的話。在這裡，我只重複那篇文章的中心論題：在敘利亞戰爭上，大部分西方“反戰”左翼的活動，和阻止戰爭無關。他們只反對西方的干涉，而無視甚或是支持俄羅斯和伊朗的介入，都不說他們對敘利亞“合法選出的”阿薩德政權是什麼態度了。
沙米寫道，“許多反戰組織通過論證'主要的敵人在國內'來為他們在俄羅斯和伊朗的干涉上的沉默正名。這個藉口使他們不必進行任何嚴肅的權力分析，來弄清楚實際上驅動戰爭的主要行動者到底是誰。”
不幸的是，在烏克蘭問題上，我們又看到了同樣的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甚至在俄羅斯在這週早些時候承認某些地區獨立之後，為美國左翼刊物《雅各賓》撰文的作家布蘭科·馬切蒂克還寫了一篇完全致力於批評美國的文章。[9]在涉及普京的行動的時候，他只是評論說，俄羅斯的領導人“表現出的抱負只是不那麼和善而已”。這是認真的嗎？
我不是北約粉。我知道在冷戰結束後，這個集團失去了它的防禦性功能，搞起了進攻性政策。我知道北約東擴破壞了核裁軍和建立一個聯合安全系統的努力。北約試圖使聯合國和安理會以及歐洲合作的角色邊緣化，抹黑它們是“無效的組織”。但我們不能回到過去，在尋找這一處境的出路的時候，我們必須直面當前的環境。
在喋喋不休地拿美國對俄羅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做出的關於北約（“絕不東進一英尺”）[10]的非正式承諾來說事的同時，西方左翼可曾提到過承諾保障烏克蘭主權的1994年布達佩斯備忘錄？在頻繁支持俄羅斯，這個擁有世界上第二大核武器庫的國家的“合法的安全考慮”的同時，他們可曾想起過烏克蘭，這個在美俄壓力下為一張紙（布達佩斯備忘錄）——結果， 2014年普京還是踐踏了這個文件——而放棄了核武器的國家的安全考慮？批評北約的左翼可曾想起過，烏克蘭就是北約擴張帶來的變化的主要受害者？
一次又一次地，西方左翼是這樣回應對俄羅斯的批判的：他們說，美國不也入侵過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國家嗎？當然了，我們也需要把這些國家引入討論——但確切來說，怎樣談呢？
左翼的論證應當是， 2003年，其他政府沒有在伊拉克問題上給美國足夠的壓力。而不是，現在，有必要在烏克蘭問題上少給俄羅斯一點壓力。
一個顯而易見的錯誤
試想，在2003年，當美國正在準備入侵阿富汗的時候，俄羅斯像美國最近幾週來一樣，用使戰爭升級來威脅美國會怎麼樣。
再想像一下，在那樣的情況下，根據“主要的敵人在國內”的教條，俄羅斯的左翼會做什麼？他們會批評俄羅斯政府要使戰爭“升級”，說“它不應該冒捲入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險”嗎？顯而易見，在那樣的情況下，這樣的行為是錯誤的。為什麼在入侵烏克蘭這件事情上，這點就不那麼顯而易見了呢？
在這個月早些時候《雅各賓》上發表的另一篇文章[11]上，馬切蒂克甚至說，關於“烏克蘭危機”，福克斯新聞的塔克·卡爾森說的“完全正確”。卡爾森做了什麼呢？他質疑了“烏克蘭對美國的戰略價值”。[12]甚至塔里克·阿里，也在《新左翼評論》[13]上語帶贊成地引用了德國海軍中將凱-阿希姆·舍恩巴赫的計算，後者說，考慮到在遏制中國上俄羅斯可能是一個有用的盟友，在烏克蘭問題上給普京“尊重”這件事情“成本很低，甚至可以說沒有成本”[14]。你是認真的嗎？要是美國和俄羅斯達成一致，聯手對中國發起新的冷戰，這真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嗎？
改革聯合國
我也不是自由主義國際主義粉。社會主義者應該批判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但這不是說，我們就要支持帝國主義國家瓜分“利益範圍”了。與在兩種帝國主義之間尋找新的平衡相反，左翼應該為國際安全秩序的民主化而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全球政策，一個全球性的國際安全體系。我們有後者，那就是聯合國。是，它有很多問題，它經常挨罵也不冤。但你可以為打倒一個東西而批評它，也可以為改進它而批評它。就聯合國而言，我們需要後者。我們需要一種左翼的，改革聯合國、使聯合國民主化的願景。
當然，這也不是說，左翼就應該支持聯合國的所有決議了。但在總體上強化聯合國在解決武裝衝突中起到的作用，有助於左翼把軍事政治聯盟的重要性降到最低，減少受害者的數量。（在之前的一篇文章[15]中我寫到過，聯合國的維和部隊本可以幫助解決頓巴斯衝突。不幸的是，這件事情已經失去了它的現實意義。）畢竟，我們也需要聯合國來解決環境危機和其他全球問題。許多國際左翼不願意訴諸聯合國，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在俄軍入侵烏克蘭後，《雅各賓》的歐洲編輯大衛·布洛德寫道，左翼“不應為反對美國的軍事回應而道歉”。拜登原本也無意這麼做，就像他多次談到的那樣。但許多西方左翼應該誠實地承認，他們對“烏克蘭危機”的回應真他媽的操蛋。
我的看法
最後，我要簡要地談談我自己和我的看法。
在過去八年裡，頓巴斯戰爭一直是使烏克蘭左翼分裂的主要問題。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在個人經驗和其他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的立場。因此，這篇文章換另一個烏克蘭左翼來寫，會是另一番模樣。
我生於頓巴斯，但我家說烏克蘭語，也很民族主義。20世紀90年代，在見證烏克蘭經濟衰退、前共領導人（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他就在反對他們了）卻紛紛發財致富的情況下，他參與了極右翼。當然，他既反俄，又反美。我還記得他在2001年9月11日說的話。在電視上看完雙子塔倒塌的場景後，他說，那些為此事件負責的人是“英雄”（他不再那麼想了，現在，他相信美國佬是故意把塔炸掉的。）
在2014年頓巴斯戰爭開始的時候，我父親以志願兵的身份參加了極右翼的艾達營(Aidar battalion) ，我母親迅速逃離盧甘斯克，而我祖父母則留在自己村里（當時那裡已經落入了“盧甘斯克”政權手中）。我祖父譴責烏克蘭的歐洲廣場革命。他支持普京，他說，普京“恢復了俄國的秩序”。不過，我們都努力保持溝通（雖然不怎麼談政治）和互相幫助。我也努力去同情地理解他們。畢竟，我祖父母一輩子都在集體農場工作。我父親是建築工人。生活對他們並不友善。
2014年的事件——戰爭之後的革命——把我推向了大部分烏克蘭人的對立面。就我而言，戰爭殺死了民族主義並把我推向左翼。我想為人類而非民族的更好的未來而鬥爭。我有後蘇聯創傷的父母不理解我的社會主義觀念。我父親對我的“和平主義(pacifism) ”表示不屑，我在一次舉著要求解散極右翼的亞速團(Azov regiment)的牌子參加反法西斯主義抗議後還和他有過一次不愉快的交流。
當2019年澤連斯基上台的時候，我希望這能防止現在發生的災難。畢竟，要妖魔化一個說俄語的總統——他是靠頓巴斯和平計劃上台的，而且，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都喜歡他的笑話——是困難的。不幸的是，我錯了。雖然澤連斯基的勝利改變了許多俄羅斯人對烏克蘭的態度，但這並沒有起到防止戰爭的作用。
近年來，我寫過一些關於和平進程和頓巴斯戰爭雙方的平民受害者的東西。我試圖推動對話。但如今，這些努力都灰飛煙滅了。不會有互讓了。普京想怎麼計劃就怎麼計劃，但就算俄羅斯拿下基輔，建立佔領政府，我們還是會抵抗它。鬥爭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俄羅斯離開烏克蘭，並為所有受害者和他們搞的所有破壞付出代價。
因此，我要對俄羅斯人說的最後的話是：趕快推翻p,p.政權吧。這對你們和我們來說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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