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5月 05, 2012
邊緣性人格疾患
邊緣性人格疾患
之前在文大推廣部上「變態心理學」課程的時候的講義,出自漱心坊的江垂南與蔡明娟老師。講義部分請勿轉載
謝謝靜怡幫我打成電子檔讓我可以隨時複習
有興趣的捧由可以去「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搜尋「心理學」課程。
想要真正瞭解建議還是去上課!畢竟兩位老師的課真的很生動有趣,實際聽講會比看文字來的更容易理解。
以下為講義:灰色部分是我自己上課時筆記的註釋
無法化解矛盾的邊緣性人格BPD (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
蔡明娟 臨床心理師
漱心坊專業心理教育訓練機構
定義:
「邊緣」( borderline ) 是指在精神官能症和精神病的「界線」上。病況比精神病輕微、具有一定之現實感。但行為能力比不上精神官能症患者。 精神官能症(強迫、憂鬱)
印象:
BPD患者由於其內在的諸多衝突情緒,造成其早期的客體關係呈現出的是一種未能整合的型態,同時也反映出他支離破碎的自我,每一片段的自我都是一部分的自我,這些不同片段的自我隨時等待不同的對應客體出現以作出回應,因此他們擁有的多為部份客體關係,他人部份的好會被視為全好,部分的壞又會被感受為全壞,全好全壞交相衝突,共同形成了BPD患者生活的主旋律。
*無法預測
*情緒化
*復仇心重
*敏感緊張的令人戰慄的情人
生活與人際注意事項
*很會談話、愛談自己的困擾
*喜歡美化關係,但下一分鐘情緒激烈。
*壓力下會有短暫精神病發作,例如幻聽、妄想,想法沒有邏輯。
人格特色
*精神、身體受虐的童年
*情感容易受傷、混亂
*自我毀滅衝動;犯法
*吸毒
*性虐待、性濫交
*害怕被遺棄;待在損害自我的關係
*無法達成目標
*經常性自殺意念或企圖
*自我界線不清楚;受周遭人物過多的影響
診斷準則( DSM-IV )
◎瘋狂努力以避免真實或想像中的被放棄。
*獨自一人時,無法感知自己存在。
*他們會經驗到強烈的被遺棄的恐懼及不適當的生氣,即使只是短暫的分離或不可避免的計畫改變(如諮商員改時間或重要他人遲到等)。
*他們相信這種「遺棄」意味著是他們不好,這種對被遺棄的害怕會讓他們無法容忍孤單,或非常需要與人為伴。
◎不穩定且緊張的人際關係模式,對人的態度及端又反覆無常。
特徵為變換在過度理想化及否定期價值兩極端之間。
*旁人可給予他關心注意,始之有安全感之時刻,便將旁人理想化;但當旁人的付出不能符合其需求時,便對之充滿憤怒嫌惡與批評。
*不穩定的原因與本身無法承受離別又害怕親密息息相關。
*他們渴望與人親密以消彌空虛無聊的情緒。但又恐懼親密認為自信與獨立將被剝奪。於是在渴望與恐懼之間來回擺盪。
*缺乏「客體恆常性」。與他人的互動都是根據最近一次接觸的經驗來決定應對態度。
過度理想化<──>否定其價值
非黑即白,沒有灰色地帶。
缺乏「客體恆常性」->非常的(活在當下)
◎因為衝動而做出有害自己的行為。例如藥物濫用、性濫交、賭博、偷竊、金錢揮霍無度、飲食過度、厭食獲爆食。
*行為常導因於短暫而強烈的感受。
*耐心有限,有需求一定要立刻滿足。
*常以濫用藥物或是酗酒等衝動行為,對抗寂寞與被遺棄的感受。
*衝動行為後又會因為罪惡感而撻伐自己。
*自傷行為不僅是用來逃避痛苦的方法也是懲罰自己罪過的工具。
◎心情過度易於反應,情感表現不穩定。
*常處於週期性的情緒不穩定,數小時內,就可能轉變到心情憂鬱、失落或焦躁。
*容易對人際間的壓力關係過度反應,如果出現有強烈的忿怒多半會難以控制,一發不可收拾。
*他們會表現出極端的諷刺或口不擇言,尤其是當照顧者被看成是忽視、退縮、不照顧或遺棄他們時。
◎不合宜且強烈的憤怒,或對憤怒難以控制。
*任何一點點不順心都能讓他們怒不可遏。
*憤怒的對象通常是他們最親近的人。
*事實上他們的憤怒或許是求助的哀號、或是在測試他人對他們的忠誠、或是出自於對親密關係的恐懼
*他們常把憤怒帶進治療情境中,對治療師大發雷霆,不斷用各種方法測試治療師的承諾。以測試治療師是否真的會在治療過程中一路陪伴他。
◎一再自殺的行為、姿態、威脅,或自傷行為。
*這樣的特徵反映出患者極度憂鬱、無助的傾向,以及控制他人的欲望。
*目的不是真的求死,而是一種對痛苦的表達,期望他人拯救。
*不幸的是這只會造成反效果。
*有自傷傾向的邊緣人格者,他們的身體就好比一張地圖,傷疤就是自己在地圖上標示的記號。
*肉體的疼痛是他們與自我間唯一的連結。(證明自己存在)
*肉體的疼痛可以轉移注意力或當作贖罪或避免自己失控的方法。
◎持續明顯的自我認同困擾。至少具有以下兩項自我定位不明:自我形象、性向、長期目標或職業選擇、喜交往朋友類型、價值偏好。
*不認為自己具有某種程度的聰明、魅力等這些特質必須透過不斷與他人比較之後才能得到。
*自己的價值是以自己當天角色來決定。
*唯有在他人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自己才能獲得尊嚴。
有別人的認同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自卑)
◎長期感到空虛。
*由於缺乏核心的自我認同感,尤其難以忍受孤獨因此會想盡辦法滿足內心的「空洞」。
*邊緣人格者想尋求減輕無聊的方法,結果在衝動之下,染上對自己有害的習性,或陷入失望的人際關係中。
*最常對自己的存在感到焦慮和空虛。
◎暫時性與壓力源相關的妄想意念或嚴重的解離症狀。
*他們的解離現象並未嚴重或持久到可以作為其他診斷,這種現象最常發生在面對真實或想像的遺棄時,這些症狀是短暫的,持續幾分鐘或幾小時,當照顧者的關心照顧恢復時(真實或想像的),這些症狀會有紓緩現象。
逃避現實->輕微解離
BPD認知扭曲
*不信任及懷疑疑 - 「全世界都與我作對」
*扭曲的知覺 - 「每個人都是虛偽而且善於玩弄」
*脆弱的 - 「我無法控制我的生活」
*沒有價值的 - 「我不討人喜歡」
*兩極化邏輯 - 「非黑即白、非愛即恨」
BPD-人生歷程
*兒童時期 - 學習困難、交不到朋友,造成人際疏離。
*青春期 – 人際衝突、離家、逃學、厭食、捲入某些不當人際關係使問題惡化。
*成人時期 – 人際關係障礙、情緒問題住院、自殺、吸毒等成癮行為。
盛行率
◎發病率約3%
◎心理健康中心個案約10%
◎精神病住院患者約20%
◎女>男
共病性
*經常與其他精神疾病同時發生,如憂鬱症、躁鬱症、物質關聯疾患、創傷後壓力異常及注意力缺失或過度活動。
*邊緣性人格異常也經常與其他人格異常同時發生。
BPD的根源
*生物與遺傳因素
*心理發展因素
*文化因素
*目前無法顯示哪一項特定的病因是形成邊緣人格的必要條件。比較合理的說法是邊緣人格在幼童發展、腦神經學及社會性等三個因素等共同影響下所造成。
*直系親屬患此症的比率為一般人的五倍,同時家中的反社會人格異常、情感性異常及物質相關異常也會增加。
*神經傳導物質代謝不正常。血清素
*顳業出現不正常的腦波活動。
BPD的根源 – 客體關係理論的觀點
*「borderlines are made, not born」。
*嬰幼兒期依附挫折,無法發展「客體恆常」(不在視線就是不存在),害怕因離開照顧者而遭遺棄,無法忍受孤獨
*依賴替代物(玩偶、性伴侶、毒品)來尋求安全感。
特殊防衛機制 – 分裂(splitting)
*把自我或他人視為「全好」與「全壞」
*無法統整自己或他人同時存在著「好」與「壞」的形象、善惡並存的感情與思考。
其他防衛機制
*否認 – 拒絕承認某些事實
*扭曲 – 改變現實以符合內在的需求或幻想
*解離 – 轉變性格,暫時的從痛苦的情境中脫離
*投射認同 – 使他人做出符合自己所預測的行為,然後認定對方的性格就是如此。例如挑釁他人來嘲諷、批判,然後證明別人是壞的。
外射->一切都是別人的錯
替代->對比自己弱的人發脾氣
否認->拒絕承認某些事實
昇華->失敗為成功之母
BPD的根源 –創傷經驗(早年實徵研究)
*父母不在身邊;吸毒;性格不成熟
*父母以親子關係作為威脅不允許孩子生氣
*兒童其父母的過逝、遭到忽略或排斥
*嚴重的虐待(身體、精神、性)
到了青少年或成人階段均會增加BPD的發生率
宣洩行為 – 特殊的控制情緒方式
*宣洩行為(acting-out)- 此類行為的目的是為控制被禁止的願望和感情所引起的焦慮。
*做出暴露、破壞物品、破壞關係等無所顧忌的行為來控制分離焦慮感、原始的慾望衝動(毀滅自我與他人)。
BPD的根源
邊緣性人格者四分五裂的自我認同代表著我們社會中原本穩定的單位逐漸分崩離析
*四分五裂的社會結構
*家庭結構的改變:核心家庭、單親、重組家庭
*兒童教養模式的改變
*性別角色的改變:超級母親
*缺席的父親
初次接觸如何辨識 - BPD
*言語過於討好、美化對方
*不在意人際距離,話題過於深入隱私
*抱怨被排擠、遺棄的話題愛恨主題強烈
*身體有自傷、自傷的疤痕
*低EQ:情緒操控、勒索他人,任性的要求
*依賴性行為、無顧忌行為轉換卡住的情緒
*人際相處三溫暖:冷熱交替循環
*家庭互動訊息:父母過於介入孩子的事物
如何與BPD溝通
SET策略
*S:support給予支持。如:我很擔心你現在的狀況……
*E:empathy發揮同理。如:你現在感覺到很混亂……
*T:truth點明事實。如:發生這樣的事,接下來打算怎麼做?
面對BPD ( 人際應對BPD )
*不沾、不惹 – 明哲保身
*不做拯救者,避免成為依賴的對象
*不得罪他、壓迫他、排擠他
*被挑釁時,不要陷入揚言分手的爭吵
*示範解決兩難困境的方法
*不批評 –他的缺點、盲點
*不爭執 – 退一步海闊天空(認輸、認錯)
這區是在網路上找到的,有侵犯版權請告知,謝謝:
一.什麼是邊緣性人格違常疾患(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
以心理衝動及情緒,自我形象和個人人際關係不穩定為特色,通常多會見到此類病人,因藥物過量或在重大壓力,失望後割腕在急診室出現,病人有重複性自殺的現象,通常他們的人際關係不穩定,他們有人我界線的問題(boundaries)他們很容易和人有關係,也很容易對人失望,他們對人常要求過多且容易害怕被人遺棄,很難維持親密的關係,操縱別人且很難信任他人,病人通常無法控制情緒,沒有病識感,認為自己是個受害者。
BPD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心理疾患,影響約佔人口的百分之二,約百分之七十五的確定患者為女性,女性患者為男性的2-3倍,其起因相當多,且有許多心理健康的問題和其並存,如:重鬱症、物質濫用(約有百分之五十四的患者有此現象)、進食障礙、雙極性情感疾患、注意力障礙疾患、多重人格障礙、重大壓力後疾患、焦慮疾患、約百分之十的病人自殺成功,百分之九十的病人多在中年時burn out,多數病人在35-40歲時功能會有顯著改善。以電影「致命的吸引力」中葛倫克蘿絲為例,她在被男友拋棄後,千方百計地要報復,最後終於對愛人以刀刃相向;已故香港影星陳寶蓮經常情緒失控、失態,在公開場合突然拿刀片割腕,都可說是典型「邊緣型人格障礙」行為表現。
邊緣型人格時常用近乎瘋狂的心力來阻止自己感到被拋棄。他們可能行為衝動,並以自我傷害的態勢表現。他們需要朋友和家人給予高度的關注維繫、並且需要經常的被注意來撫平自己的情緒及不安全感。結論是,這樣的行為表現往往以為難、耗竭他人與自己的方式收場。
嚴格來說,BPD並不屬於精神病的一種。然而,其對團體的破壞力卻遠甚於精神病患。有人說他們的self(姑且翻為「自體狀態」--可以理解為「個人維持內心自我形象的能力」)非常不穩定,因此他們常常需要依賴外界的回應來確認自己的存在。因此,他們對別人乃至權威的敏感度相當好,某些時候可以成為相談甚歡的對象,甚至在短時間內交淺言深。許多這類的個案或在外貌、或在知性上,稱得上是相當有魅力的人。問題是這樣的相談甚歡往往維持不了多久。由於內心的缺乏安全感(有不少這類個案是童年時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說政治暴力所造成也不無可能),他們往往以各種方式試探對方的底線,挑撥之、威脅之、利誘之,一切可謂「研究」對方是否會棄他而去。(當然,這也看當事人對此關係的情感投入程度而定。)
倘若容忍幾次,當然有暫時安撫的作用,然而在關係中潛藏的不安全感卻不減反增,暫時恢復的良好關係往往只是下一次更激烈衝突的導火線。再者,由於自身形象的不穩定,有時他們會具有「多重身份」--各種不同的名字、不同名字代表不同(有時是截然相反的)個性/背景/學識等等,這樣讓別人摸不清自己的「真實狀態」對他們也是一種安全感,甚至是快感。
因為這類個案對人際關係的觀察相當敏銳(這是他們身處人群中獲取安全感的方式),團體中誰與誰有潛在的衝突,他們都一清二楚,因此一旦他與某人決裂,則一切之「惡」都投射至此人身上,透過某種「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機制,往往對方也逐漸進入他設下的心理陷阱,而逐漸變成他心目中的那種「惡」的樣子。而一旦他認定此人萬惡不赦,則會開始發揮他在人際間長袖善舞、呼風喚雨的能力,拉攏次要敵人以打擊主要敵人。
在醫院中,這類病患一旦住院(因常有自殺傾向),往往令病房醫護人員非常頭痛。因若治療無功,則住院時的問題沒有解決;一旦治療有所進展,則幾乎可以預測病房將會天翻地覆。何以如此?因為一旦「醫院」或醫院的病房成為某種象徵性安全感的來源,則他將不斷挑釁、試探醫護人員的底線,更有甚者,也會利用機會挑撥醫護人員間的矛盾,例如,往往在醫師面前告狀,說某某護士如何如何不盡責,或某人如何對他有所成見,等等。如前所述,他在人際上的觀察與掌握有相當的能力,所以這些「告狀」往往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更重要的是「往往符合對方內心潛隱不顯的猜測」(這是一種很神奇的心理能力)。於是,醫護不同專業之間的矛盾與意見不合往往被挑起,醫療團隊中常因而出現很大的衝突,處理得不好導致分崩離析都有可能。
雖說邊緣人格的盛行率僅1~2%,事實上,一個50人左右的班級就可以出現1位,而稍具規模的團體裡,可能會穩定存在幾個具備這種問題的人。但任何一個地方或團體,只要有一個人是BPD,這整個團體就會雞飛狗跳,更嚴重者則分崩離析。
邊緣型人格的症狀
1.動不動就割腕、自殺,是典型的例子。患者人際關係不穩定,時常在理想化與失望之間擺盪。
2.覺得空虛、情感表現兩極化。
3.衝動控制力差,常以自我傷害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或做為操弄別人的方法,偶爾會出現短暫精神病症狀。這類患者常見其他精神疾病的共發症,特別是憂鬱症。對患者而言,其行為與情緒化雖然是為達自我滿足或操控別人,但這是一種潛意識的行為,不見得是故意或意識化的行為。
4.患者當然也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唯有透過治療,才可能改善。身受這樣的人格違常所苦的人,總是有著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標準,他們會對某些人非常的友善親密,但是一反目,卻也像是累積了千仇萬恨一般。
二.症狀
1.情緒變換由極度憂鬱,易怒或是焦慮持續幾小時或至數天
2.不恰當,激烈或無法控制的憤怒
3.在花錢,性,物質濫用,商店偷竊,魯莽駕車,或暴食
4.不穩定,激烈的人際關係,以非黑即白的二元觀點看待事物及人,有時在all good的理想化及all bad的貶抑想法中交替著
5.反覆自殺,威脅及自傷行為
6.持續對自我形象,長期目標,友誼,價值等的不確定
7.慢性厭煩或空虛感
8.瘋狂努力地避免真實及想像的被遺棄
三.成因
雖然有些心理及生物性的因素可能影響,但目前未定,原先被認為是在精神分裂症邊緣,但目前較被認為和重鬱疾患有較多關連,可能以下因素構成:
生物因素可能和聶葉的不正常有關,研究顯示此疾患可能和腦中serotonin活動減低有關
在心理因素上:
1.童年時高度的創傷經驗如:身體或性方面的虐待
2.嚴重的情感忽略,很多病人的雙親有衝動和憂鬱的特質
在社會因素上:
因為社會變遷,社會及家庭不再像從前提供那麼多支持,孩子在得到依附及認同上有更多困難,對環境提供持續情感上的安全有十分強的需要的病人而言是雪上加霜
四.診斷標準
DSMIV定義:始於成年早期之前,在各種環境背景下表現的一種廣泛模式,對人際關係,自體形象,情緒表現極為不穩定,且非常容易衝動表現下列各項中五項或是五項以上
1.瘋狂努力地避免真實及想像的被遺棄,注意:不包括第五項中的自殺或自傷行為
2.不穩定且緊張的人際關係模式,以在過度理想化及貶抑其價值的的兩極之間變換為特徵
3.認同障礙:自體形象及自我感明顯持續不穩定
4.至少在二方面可能導致自我傷害的衝動行為:如花錢,性,物質濫用,魯莽駕車,暴食(注意:不包括第五項的自殺及自傷行為)
5.一再自殺行為,姿態或是威脅或自傷行為
6.由於心情過度易於反應而情感表現不穩定(如:強烈且陣發性的心情惡劣,易怒,或焦慮,通常僅持續數小時,極少會超過幾天)
7.長期感到空虛
8.不合宜且強烈的憤怒,或對忿怒難以控制(如:常發脾氣,總是憤怒,一再打架等)
9.暫時性與壓力源相關連的妄想意念或嚴重的解離性症狀
五.治療
目前以心理治療和藥物合併的治療顯示效果最好,藥物可以明顯減低焦慮,憂鬱及衝動性行為,減低這些症狀後便能幫助病人處理錯誤的認知觀念和擾斷日常生活的交互影響,長期門診心理治療及團體治療,對病人會有幫助,在極度壓力及衝動行為或物質濫用時短期的住院便是需要的
藥物方面
病人都是鬱鬱寡歡,自我毀滅,病人可能有情緒疾患,更嚴重的可能經由性及身體虐待而來,通常病人從不能和他們的雙親有信任的情感依附,生物研究顯示 serotonin,dopamin及其他神經傳導物質在病人身上有不正常,MAOI,抗鬱劑證實能避免norepinephrine及其他神經傳導物質的阻斷,證實對病人有效,低劑量抗精神病藥物短期使用對減少思考紊亂及誤解他人說法和對他人憤怒,有顯著改善,clozapine能幫助有極度紊亂病人控制自我傷害及自虐行為,通常有以下藥物:SSRI,Prozac,Zoloft,Paxil,SSRI對減少病人憤怒,衝動及情緒不穩定有效,serotonin功能提高會造成病人人際關係上的改善減少自我懷疑及自貶的現象,lithium,vaproate,cabamazepine可幫助病人情緒穩定,藥物會有頭暈,口乾,失眠,煩亂,鎮定等短期副作用,通常合併著重度憂鬱疾患(包括雙極性的),進食障礙,酒精及藥物濫用,約百分之五十的病人曾經歷過偶發嚴重的憂鬱
在心理治療方面
主要重點:
治療師的危機評估應著重在解決病人此時此地的問題,因為病人傾向避免面對現實問題解決,在危機評估階段之後長期持續的治療階段開始,此時著重在病人解決問題的衝突及社交學習避免退行性行為出現,在個人治療方面,治療必須要明確限制,並且以現實問題解決導向,再幫助病人克服過度幻想及逃避問題上會花比較多時間,並且教導病人現實導向問題解決的方法。
目前的心理治療方式
1.有DBT,通常一週一次,著重適應行為及行為成果
2.心理動力治療約一週1-3次,著重在病人個人的內在經驗及人際關係
3.理情治療法
4.家庭系統治療法
心理治療通常持久且收效慢,此類病人對治療師而言是十分困難的個案,他可能經年累月的想自殺,同時他們在和他人關係中的問題在治療關係中會一再重現,傳統上來說,治療師著重和病人有一個很強的工作同盟關係,當治療能提供病人安全的港灣時,便能在病人和他人建立好關係上工作,同時病人十分需要結構化,治療次數、時間、收費,何時結束都必須清楚定義,這對治療有很大幫助。
每種對此類病人的心理治療都是以限制導向limit setting,病人自傷或是對治療師及治療的傷害行為是被禁止的,因為此類的病人都會嘗試去試探限制,同時治療師對自己因病人而起的感覺要去覺察,此類病人以問題的行為去得到他們所需的關注,他們比其他的病人更需要他人的關心,治療師必須去忍受治療中重複出現的不信任、憤怒及害怕
治療必須結構化,持續及規律,鼓勵病人談及他的感覺,在治療中讓病人去想衝動行為和真正內心感受及想法之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最近的研究顯示認知行為治療法對衝動及情緒不穩發展出特別的技術特別適合此類病人
1.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辯證行為治療法(DBT)
在實施一年後證實能將病人的自殺傾向控制好,治療的目標包括增進其自我察覺,及自我衝動控制和穩定的人際關係,治療者應幫助病人減少情感及心理上的紊亂症狀及整合其人格,此種治療法以樂觀的態度為這些病人治療,是由Marsha Linehan發明。
此種治療法以生物社會理論為主,他假定此類病人是情感敏感脆弱的個體在一些特定環境(無效的環境)中長大,情感敏感脆弱的個體是指個體對壓力的自我反應程度過度敏感,且當壓力移除後仍比一般人要花更多時間才能回到壓力前的水準。
無效的環境指的是在個體的個人經驗及反應,被其生命中重要他人認為是不合格及無效的,孩子的真實感覺溝通不被回應,一個無效的環境以高自我控制價值及自我信賴為特性,在此環境之中一個情感脆弱的孩子會被期待去經歷特別的問題,他不會有機會去體會真正的感受也無法學會去相信自己對事物的反應,他被期待由他人處得到指示自己該如何作,如何感覺及如何去處理自己的問題,孩子的行為便會變的兩極化及反向,為了得到接納及表現他真正感覺及得到關注,團體中病人的特性:
在其治療團體中病人出現情感,人際關係,行為,認知及自我感的不規律,他們呈現六種行為模式(包括情感,認知,自發性行為,及外顯行為)
(1) 他們出現情感脆弱,他們對自己應對壓力的困難有覺察,會怪他人對他們有不實際的期望及作無理的要求
(2) 他們內化了無效的環境,對自己有自我無效的觀念,為自己設不實際的目標及對自己有不實際的期望,認為自己的反應是無效的,當他們經驗困難及未能達到目標時對自己生氣及覺得羞愧
(3) 他們傾向經驗創傷性的環境事件,因為他們的無功能生活方式
(4) 因為他們無法表達及面對情緒,因此傾向壓抑負向的感覺及失落和哀痛
(5) 他們積極找人幫自己解決問題,但對自己的問題解決卻很被動
(6) 他們依心情反應來反應現實
(7) 當面對痛苦時自毀被作為一個表達的方式來應對
辯證認知治療法(DBT)著重在問題行為,特別在自殺行為上,辯證dialectical是由哲學而來,此種治療是去瞭解及治療病人,不獨斷,完全開放及有系統處理導向,在其中辯證一方面意味著接納,另一方面意味著改變,DBT技巧包括接納,及自我效能訓練,治療目標是在態度及溝通上
治療時不忽略過去,但著重在現在及和控制行為的相關因素
在治療中治療效果和治療關係息息相關,治療關係是非常人性的,在治療中治療師和同儕的彼此支持很重要,可以避免burn out ,這是一個整組的治療取向,治療師治療病人,治療師被同事治療,治療師被要求接受以下的假定來確立治療的態度:
( 1 )病人努力嘗試去改變自己,無時不刻
( 2 )他們的行為模式是可被瞭解的,和他們過去事件及背景有關,他們的現在生活或許不值得活下去但是自殺不是適當的解決方式,較好的方式是去嘗試及讓生活更值得活下去
( 3 )他們必須努力讓事情好轉,接受自己能將事情改善的責任
( 4 )適度的治療師自我揭露是需要的,但是是因對病人的興趣而如此作清楚的定義及合約是必要的,在治療之中能提醒病人他的承諾及在治療中可視情況加以修改,這是此治療很重要的,DBT並不只是一種自殺防止治療,而是一種促進生活的治療
治療模式:
DBT有四種治療模式:
( 1 )個體治療
( 2 )團體技巧訓練
( 3 )電話聯繫
( 4 )治療師諮商
在2次治療中以電話聯繫,治療師對電話聯繫有清楚的定義及限制,治療者由治療者諮商團體中接受DBT如此可並免治療關係中的偏見及不適當的治療師行為和病人行為出現,接納治療師的個人限制
1.治療策略:
DBT的核心策略在於有效及問題解決,將病人對現實生活狀況的行為及反應有效化,並瞭解病人的痛苦及困難,在學習這些技巧之後病人便能以此有效應對因環境,認知或是情緒引起的問題
2.心理動力治療:
在心理動力治療中移情和反移情是很重要的課題,在此類病人身上分裂及投射性認同是並存的,當病人覺得被漠視及否定時變出現分裂為all good及all bad在治療中病人會潛意識將兒時受創感覺投射在和治療師的關係之中
六.邊緣性人個違常的心理病理層次(在人際中及對主要客體上)
LEVEL I
當主要客體是支持的,病人的憂鬱,煩亂,寂寞的狀態支配著他,這是此類病人情況最好的一個層次,以尋求親密依附但憂慮,被動及怕失敗,在關係中無法分享自己,害怕自己因依賴而被控制,有兩個基本信念:
1.我應該要求多一些嗎?還是我應該為你可能離去而對你生氣?
2.如果我比較嚴重我會有些獲得,讓我更不脆弱及不自我傷害病人希望能找到有力的保護者,當病人分享新的經驗及感覺後他會變得防禦及被動,因為在分享時伴隨著病人的害怕自己失去控制
LEVEL II
當一個主要客體挫折或病人的失落增高時,第二層次的心理功能現象便出現,憤怒、操控、無價值感等便出現,憤怒是對失落客體的恐懼所採取的因應方式。病人嘗試否認對客體的需要並貶低他的價值,或嘗試將對客體的需求戲劇化來避免失去,在這些狀況下操縱性自殺的姿態經常性的出現,同時出現對客體投射性的憤怒及妄想性的控訴,在行為及防衛之下的壓抑是對病人最有意義的。
病人可能出現一些情緒狀態由咯咯笑,突然的憤怒到退縮,當病人確定治療者為主要客體時這些退行性的情緒表現便會出現,尤其在假期,結案或是一次治療結束前幾小時,此類病人會盡力挽回可能的失落及分離,用暴怒,或是在挫折中退縮,治療師的需要在治療中設下限制,這些反應顯示出病人嘗試去逃避現實生活中的事件所引起感覺及態度的改變,這些轉化的憤怒、貶抑、否認、acting out及投射讓病人不必去面對真正感覺及反應
LEVEL III
當病人缺乏任何主要客體時,第三層次的心理現象便出現,包括短期精神症狀的發生,恐慌狀態及為避免恐慌的衝動行為,當有意義的客體失去時,危險的衝動行為出現,包括喝酒、嗑藥,對人覺得麻木,經常會出現打架。
第一種對抗寂寞的狀況是呈現自我解離,去個人化或是去真實化,如此讓病人對真實狀況及壓力更無法忍受,虛無性的恐懼出現(我是死的,我的身體分離腐化了)。如此可能促使病人自傷行為,病人藉此去感覺疼痛來確定自己是活著的,同時他會幻想著相信如此舉動對失去的客體是一種懲罰,變的邪惡或是虛無的信念是病人的兩個極端,用來避免自己覺得被遺棄及憂鬱。
有時病人會出現奇異的想像,幻覺現象,或身體化的妄想出現,最常出現的妄想是關係妄想,其實症狀都呈現出努力想去處理空虛及自己是不好的感覺上努力, 妥善利用移情及反移情能幫助個案及治療師去瞭解個案的內心世界,真正的感受及認知來幫助病人。
在團體治療中以自我心理學觀點及客體關係觀點的團體證實對病人有幫助,另外支持團體對病人及家屬也很重要,鼓勵病人加入義工團體去學習和人相處的模式及從中得到成就感。
FROM:http://coffeebug.pixnet.net/blog/post/24440685-邊緣性人格疾患
從占領的藝術 到藝術的占領
從占領的藝術 到藝術的占領
- 2012-4-26 22:47 作者:許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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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全球占領日之後,很多的行動者曾幻想一個很自發的占領即將發生,這些占領的活動可能連結在一起,一場重大的革命即將來臨。
這並不是空想,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債、大學削資、削減福利、移民政策緊縮等消息接踵而來。
2011年有西班牙5月的占領街道運動、7月倫敦的暴亂、9月華爾街的占領,歐美的一系列活動揭示著一個啟示時刻(Apocalyptic moment)的到來。
資本主義的突變
然而在亞洲,我們看到的只是零零星星的行動,勉強地成為當日新聞的花絮。資本主義之於亞洲就好像是一個無法擺脫的非歷史性的(ahistorical)命運。我們不難理解,在亞洲大部分國家資本主義已被徹底的合法化,特別是在中國、越南等後共產國家,國家與資本的合作似乎已成為別無他想的選擇。
而在香港,我們見到的是一種更根深蒂固的觀念,它已經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默化為一個歷史的必然:一個已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幾十年的城市;大部分人口直接或間接參與金融業;金融學科是高材生報考的科目,投資銀行是工作首選;每個人一工作都要交不知被投資到哪裡去了的強積金……占領華爾街跟香港市民的距離是真的隔了個太平洋:奧克蘭、倫敦的大罷工只存在報紙、螢光屏上。然而,在香港我們卻可以見到幾乎是亞洲規模最大的占領(雖然只有幾十人)﹕在香港中環地標之一的匯豐銀行樓下的空地上,扎著一個個與週圍那些玻璃帷幕建築物、酒店、購物商場格格不入的帳營,中間堆放著沙發、煮食用的器皿,以及許多反資本主義的書籍。而有趣的是,反金融資本主義從某種程度來說,並沒有構成這個占領運動的主體。
無疑,在這個運動裡有一小撮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受害者,例如曾購賣雷曼兄弟債券而失去大半生積蓄的苦主,但他們的參與很大程度只是景觀式的:也即是在帳篷上、街道的圍欄扎上控訴銀行的牌匾。這些鋪天蓋地的宣傳品中,我們很容易突略了這樣的一個刺點(punctum)﹕「香港已沒有良心銀行」。這表面上控訴貪心的銀行家們的標語,背後是一個很天真的想像,它將這些機構擬人化,並賦予它們「良心」。這也呼應著我們之前談過的,資本主義在人們觀念裡一直是一個好的東西(也即是商人治港是合理的),只是突然之間有了害群之馬。
■作為亞洲金融中心,資本主義徹底滲入香港,絕大多數民眾直接或間接地涉入金融產業。圖為走在香港街道上的民眾,身旁張貼一張匯兌服務的大型廣告,攝於2011年7月26日。(圖文/路透)
這種分析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因為它忽略了資本主義在過去幾十年的突變,而這個突變對於建構一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是一個必須:它不可能停留在1970、80年代多勞多得的模式,而必須變本加厲地累積財富。但我們必須明白1%與99%的比喻並不僅是攻擊那些有錢人,要他們為當今的境況負責任,它要針對的是讓他們可以這樣謀利的資本主義系統。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早就提醒了我們這一點:「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並不是要用玫瑰色來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不過這裡涉及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帶者(Träger),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是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
占領者:一個整體的否定
這也解釋了為甚麽改良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右翼人士,對於「沒有訴求」的耻笑其實是一個很沒有想像的誤解,因為行動者要求的遠超於他們的想像:一個整體的否定。在這個背景下,我覺得「占領中環」比起歐美的占領運動更好地說明這一點。與歐美的占領相比,香港並沒有相關的經驗,就算在校園內最多也只有很文靜的抗議。例如說去年英國政府削減教育經費,同時將本地學生的學費提高3倍,兩個月內倫敦大學的學生便分別占領了學校行政單位、圖書館等建築物,中斷了學校的部分運作。占領並沒有經過精心部署而是自然而然地發生。又例如在法國,每當有遊行,周圍都是十幾歲的高中生。香港沒有這種抗爭的傳統,這也是為甚麽我說資本主義之於亞洲是非歷史性的命運,我們只能借鑒的是一段短暫的抗爭悲劇。所以在歐美的占領會有很大聲的響應,因為占領是一個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單單在倫敦便有25處的占領,繼之工人階級、公務員也加入大罷工。
「占領中環」雖然是響應占領華爾街的運動,但要理解這個運動我們必須回到城市本身以及它的歷史。而這說明,如果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可以成了一個普世性(universal)的運動,它並不是任何一個偉大理論家或行動者的發明,它的可能性在於連結每個獨特的(singular)運動。在香港,金融危機的影響並沒有歐美的大,事實上當歐美都在減少文化、教育上的投資,香港(以及中國)幾乎是在做相反的事情;當歐美在削減福利,香港、澳門卻在派錢給市民。在這樣的前提下,香港的占領到底是在反對甚麽?要求甚麽?我們可以簡單地回答,香港的占領所反抗的是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包括過長的工時、地產霸權、官商勾結、警察秩序等等。
在這篇文章裡,我想以空間作為切入點來談占領運動的意義,並談論藝術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我嘗試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解釋占領運動和前衛藝術,特別是和情境者國際(SI,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關聯,在第二部分,我會大膽地提倡以占領作為對今天藝術與社會運動分野的批判。我並不採用中文一貫的翻譯「情境主義國際」,因為這是對SI一個最不美麗的誤解。因為SI反對的是一切的意識形態以及「主義」。
我首先必須承認這個切入點並不僅是作為旁觀者的觀察。在占領中環發生之後,我和藝術家程展緯在占領地點開始了一系列的討論,去想像怎樣去想像藝術、理論以及占領的方式。我們和占領之間的關係亦內亦外。早在幾年前,當程展緯以及劉建華等在銅鑼灣的時代廣場進行了占領活動之後,我逐漸相信SI嘗試改變城市的策略可以為香港打開一種新的空間政治。所以對我而言,程展緯某種程度上已經是個SI。而另一方面,我的朋友,一個十分認真的占領者,Nin Chan,是飽讀SI理論的左翼青年,他在占領運動理論方面的介入,帶著濃厚的SI色彩。但無論如何,占領中環有兩點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一、改變了空間的使用以及定義;二、嘗試發展一個另類社會關係的社區。
情境者國際(SI)的空間政治
德博(編按,Guy Debord,1931-1994,法國哲學家,「情境者國際」創始人之一)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是馬克思的延續,如果說馬克思在《資本論》指出了工人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換取工錢,而在工廠裡重覆的工序中被異化(alienated)。德博嘗試指出的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異化已是無所不在。在工廠裡、辦公室的生產過程裡,異化持續;而在商品的流通過程中,一個景觀社會已形成,以及在不斷地強化。景觀簡單來說便是商品、廣告、媒體、科技等的影像,這些影像同時是一種人與人之間關係抽象的表象。我們視覺上只見到圖像,但整個生產過程卻被掩蓋,整個人際關係只餘下最表面的東西,同時這些影像正在不斷地生產一些虛假的欲望,阻止了真正欲望的實現。而城市的規劃,例如商場與街道的設計等則是建立通訊渠道,讓這些景觀接觸我們。我們的經歷,也即是我們的時間以及生命,已經被異化成為視覺上的載體。SI提議的是一種空間的政治,也即是去發展一些技巧改變空間以及通訊,進而改變生活以及感覺。
這種空間政治對於21世紀的大都市越趨迫切,但香港早已面臨這種困境。香港的人口密度早已是世界前列,而且多次選擇填海去拖延問題。去年在香港「地產霸權」成為了年度詞語:在政府的默許下,地產商通過圈地、炒樓來賺取暴利。與內地的「蟻居」相似,香港盛行一些稱之為「劏房」的東西,將一些舊樓再「劏」成更小的單位。低收入的人士被逼要租住這些幾十平方呎的地方,而他們每天上班必須穿過地鐵上蓋的商場,沿著建築師刻意安排的路線,讓商品的影像以最直接及最持續的方式進入視覺。
▲香港證券交易所的外圍,聚集了參加「占領中環」活動的民眾,圖攝於2011年10月15日。(圖文/路透)
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普通人大學畢業之下,他或她如果搬離父母獨居,便可能要住在這些空間,如果他或她決定要買樓,便只有用餘下的30年慢慢地去清還房貸。但作為人民代表的政府並沒有將土地視為人民共同擁有的東西,而是視自己為一個絕對的擁有者。
2009年的菜園村事件中,政府不惜將村園毁滅來建立一條全球最昂費的高鐵。在資本以及政府的合作下,空間的秩序被過度的格式化。最簡單的例子莫過於充斥著許多不合理規定的公園,例如不準打球,不準踩單車。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莫過於住於新建成的政府總部的添馬公園草地,它表面歡迎市民前來休息,但如果市民想要躺下,必須睜開眼睛,若閉上眼睛便會被保安趕走。這種空間的規管不只是物理上的空間,而是人生活的空間,也即是將人合法化為一種可被壓迫、剝削以及奴化的動物:樓奴、經濟人等。
上世紀中葉,情境者國際的發展以及影響便是要回應這種空間對人的異化。SI本身可被視為反異化的運動,這在無論是在德博自己的《景觀社會》、瓦內根(Raoul Vaneigem,編按,比利時哲學家,與德博都是情境者國際運動的主要理論家)的《日常生活的革命》,還是1968年激發法國學生運動的小冊子《關於學生生活的貧乏》裡,我們都可以見到。
為甚麽我們要屈服於這種生活?
SI發展了不同的「占領」的技巧,發展一種總體都市主義(urbanisme unitaire),例如飄移(dérive),參加者可以花上整天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憑自己的感覺、情緒、心理走動。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則是參加者通過「括號」了日常生活裡由景觀強賦在人身上的常規(routine),而用自己的經歷(稍為真實一點)來重新詮釋這個城市(心理地理學)。譬如說將一張倫敦的地圖用在柏林或巴黎,去發展出一種沒有目的──或者說活動本身就是目的的形式。SI發展出來的另一個技巧叫異軌(détournement),將一些主流的影像、作品重新詮釋。例如在一幅塞納河旁聖母院的廉價油畫加上幾筆,然後重新定義。這些技巧企圖重新定義已被規範化的景觀,以及改變空間之間的通訊,就好像占領者將介乎私人以及公共的中環匯豐地下變成任何人都能參與的共同空間(commons)。
占領中環對於空間的重新詮釋,不單是在概念上,而且在物質上,例如在這裡進行植物種植、禮物墟、燒烤、音樂會、自由學校(Free School)等,將日常生活的情景重現在一個原來只是人流穿梭的樞紐。場地上的圖書館、沙發、廚房等完全以開放的姿態邀請路人、參加者,免費享用。
與其他的社會運動例如過去幾年發生的天星、皇后碼頭的抗爭運動相比,這裡儼然不同。它沒有訴求(或者說無限訴求),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敵人,也沒有很強烈的對立。正因為如此,它與以往抗爭運動的格格不入並沒有引來社運入士或者學者的興趣。它所呈現的批判是從日常生活開始:生活可以不一樣。也正是因為這種形式改變,以及對空間的批判,我認為占領活動和SI在意義上有很相似的地方。SI深受前衛藝術運動的影響,包括達達主義以及超現實主義。前衛藝術所提倡的是一種藝術形式(form)的否定(negation),這並不是說藝術家的風格等,而是藝術存在的形式。所以杜象的「現成品」,是一個形式上的改變,無論那是一個尿兜還是一個馬桶,從此以後藝術作為藝術的存在方式已被改變。SI可以說是對前衛藝術的揚棄,但這種揚棄不是verneinen(否定)而是aufheben(編按,哲學意義上的揚棄),它同時是超越以及保存。
占領中環與SI一些綱領的相似之處,並不全然是因為裡面有不少藝術學生或從事藝術相關的人,而是兩者都嘗試從生活的思考出發:為甚麽我們要屈服於這種生活?是甚麽造成了這種生活?我們可以改變甚麽?它所帶出來的是另一種抗爭方式,如果那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它並不需要在人流川湧、吵鬧的中環進行;它也不是為抵抗某個項目而進行的活動,而是一種更徹底的要求:一種全新的生活和感覺如何在一個不可能的地方發生。
藝術與社會運動
這和SI的出發點幾乎是一樣的,它追求一種全面的批判(total critique),這種批判並不扎根於一個詳細的、具體的、政策主導的烏托邦式的論述(譬如布爾什維克主義),而是到了日常生活的細節,從另一個方向質問生活本身的可能性。這種社會運動的自發性,我稱之為一種非意識的藝術形式(unconscious art form),它也標誌著一種社會運動以及藝術之間的新的關係;同時可以視之為舊的關係的批判。所以在這裡我想以占領運動去重新詮釋藝術和社會運動的關係,這種關係並不算新,但是起碼當前的理解仍然模糊。但在正式進入這個討論之前,我必須聲明我並不是一名研究香港藝術史的學者,我的學術背景是哲學和文化理論,我想要處理的問題是在甚麽條件下這種關係需要被重新審視,新的行動可以如何想像。
當我們在說「藝術與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常常忽略了這個「與」字。「與」字一方面可以是一個分離的符號,也即是藝術與社會及社會運動之間可被視為兩個分開的抽象範疇。這種想法有兩個很直接的後果,例如藝術家視藝術作為工具去介入社會運動:它既可為革命出來,也可以為首領(Führer)服務。我並不是說藝術不能作為宣傳工具去介入社會運動,而是說僅將藝術視為功用(無論是社會運動還是真善美),會很容易地便不自覺地將藝術從社會生產中抽離出來,而藝術只會淪為表象(representation),成為傳媒事件,在報紙上佔一小角或在電視上出現8秒。
另外,藝術享有一種超越性,例如較早前為了支援一名被捕的知名藝術家,一些藝術家會認為藝術不應該受審查,藝術家不應該因為言論而被拘捕,也即是藝術有它的超然性,或者「純性」(purity)。這種對藝術「超越性」以及「純性」的批判,早已出現在德博對SI之前的前衛藝術的批評:「達達主義想要粉碎而不實現藝術,而超現實主義想要實現而不粉碎它。情境者一向以來的批判位置是藝術的粉碎和實現是藝術超越性的兩個面向。」當然我們必須說任何人都應該有他的言論自由,無論是藝術家還是工人。我們必須留意「與」的另一方面也表示一種融解(dissolution,而不是融合),而要理解這種融解,我們必須回到德博所說的景觀,以及德國哲學家阿德諾(Theodor Adorno)所提出的文化工業。
德博和阿德諾在著作中並沒有提及彼此,但兩者在對於當時藝術的診斷卻是十分相似。SI的反藝術傾向在它的宣言中聲言在達達主義以及超現實主義之後藝術已經死亡。死亡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前衛藝術已成為了景觀的一部分。
德博和沃爾曼(Gil J. Wolman)這樣說,「因為對於資產階級對藝術以及天才的概念的否定已經儼然如一頂舊帽,在蒙娜麗莎上面畫上鬍鬚並沒有比原來的畫作有趣」。達達作為一種「反藝術」的創作,今天已經成為了藝術館裡常設的展品,而且是投資的保障。達達曾擁有的批判性在資本的擴張中被吞沒並收編(recuperation)。
阿德諾和霍克海默的《啟蒙的辯證》對於文化工業的批評和SI有很相似的地方,文化工業所產生的「文化意識形態」就好像景觀一樣變成了一種欺騙或假象。電影、書本、音樂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變成了維持人類異化的工具。甚至今天,我們可以見到這本《啟蒙的辯證》也成為了許多大學培訓「文化工業家」的必買教材。然而德博和阿德諾對於如何對抗的方法截然不同,而如何詳細比較他們的思想則不在這篇文章的範圍內。
同時是藝術也是政治的前衛運動
必須指出的是,文化工業和景觀的結合己經超出了德博、阿德諾的想像,資本主義和文化工業已幾乎畫上等號。一方面,藝術不必以商品的形式出現,它本身可能不再構成獨立的價值,而是如德國藝術評論家戴德里克森(Diedrich Diederichsen)所說的Mehrwert。Mehrwert的德文語意為「更多的價值」,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剩餘價值」,但戴德里克森的Mehrwert則更像是增值,例如增加該相關商品的價格,或者該地點週圍房地產、餐廳、商品的價格。另一方面設計、科技正在和藝術靠攏,正如iPhone、iPad等早已超過了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故此哲學家斯羅德戴克(Peter Sloterdijk)建議在這個結合裡,功能主義與感知(perception)再次連結,也即是將功能物件帶進了美感經驗。從這兩方面來說,我們可以說是德博的景觀和阿德諾的文化工業的一種進化。藝術的「純」已早被融解在社會的動態裡,所有的可能性行動只有在融解的思考中出發。
在SI的宣言裡,「我們是藝術家正是因為我們已不再是藝術家:我們實現藝術」,SI既是前衛藝術運動,同時也是前衛政治運動。藝術家和行動者的分別已經消失,也即是說即沒有藝術家也沒有藝術行動者,藝術家在行動中變得模糊得認不出來,就好像在「占領中環」的運動中,沒有策展人,也沒有藝術家。我想指出的在占領運動為社會運動以及藝術締造了一個新的情景:首先是占領作為一種空間政治的必要性,這種政治並不只是要重新奪得對城市的權利,而且是要重新去締造一個個新情境,那裡人們可以去體驗一種新的的生活和感覺,也即是占領可以成為一種不斷被重覆的抗爭模式。其次是藝術已融解之後行動的可能性,也即是在甚麽條件下,藝術可以抵抗景觀化?換個方式問如果丟棄認同建構以及表象媒介之後,藝術還可以以甚麽形態存在?SI示範的並不是類似détournement之類的技巧,而是前衛藝術以及激進政治合併的可能性,而占領中環或者可以作為這樣的一個示範。
À prendre dès le début !(註)
註:這是德博在最後一部自傳式的電影In girum imus nocte et consumimur igni最後的一句話,意為:回到開始,回到我們的慾望以及生活。
【後記】筆者在今年4月份回到占領現場,占領運動還在進行。
在半年後,到底這場占領運動帶來了甚麽呢?只是一個個人自療(therapeutic)的過程?還是它已逐漸變成一個具組織性的政治團體?在這次短漸的逗留裡,我並沒有時間去深究,但似乎占領需要另一個未來,如果它不想變成一個景觀的話。最壞的後果,便是最後變成和印菲移工的週日聚會無異的活動──成為遊客消費的一部分。
過去半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組織、藝術與社區的關係,我開始覺得那裡既有一條崛頭路,同時也隱藏著超越國際情境者的可能。以社會運動作為藝術的對象已經失去了它在過去所固有的威力,特別是在無止境的市場化以及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過程中,充滿藝術性的「快樂抗爭」便好像買有機菜一樣。如果藝術與社會運動的再次結合的可能,我們必須重新去評估藝術的對象,而這個新的對象對我而言,便是社區以及經濟:如果士紳化、都市化是以藝術以及設計改變經濟,那藝術家能怎樣回應呢?如果不是只創作更多作品來加速這場改變的話?我目前編輯的一本書《創意空間──亞洲的藝術與空間抗爭》裡面將詳述這個提議,台灣的高俊宏先生也是這本書的作者之一。
【編按】本文作者許煜,香港人,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文化研究中心哲學博士,現為巴黎龐畢度研究與創發中心(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博士後研究員,專研技術及媒體哲學,特別是建基於海德格爾與胡賽爾的現象學以及法國後現象學傳統。
他的興趣也包括馬克思及安那其思想的研究,同時也是獨立藝術及文化研究組織DOXA Collective的創立成員之一。最近譯有葛雷柏(David Graeber)的《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一書。
論居住權、魍魎傳承(的可能性) 以及正典社運身分證/政治的不可欲
2012/04/26 公共論壇
論居住權、魍魎傳承(的可能性)
以及正典社運身分證/政治的不可欲
洪凌 (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責任主編:王顥中
本文原是為回應臧汝興的〈挺士林王家真的那麼「正義」嗎?〉(簡稱〈挺文〉)與孫窮理的〈客人沒來,就先動筷子吧:聊聊那個缺了席的「公共」〉(簡稱〈筷子文〉)而寫,之後演化出自己的路數與進駐方向,發展出的關切與命題已不盡然可用「回應」來囊括。在此特別感謝主編王顥中對本文的閱讀與討論,並提出有趣犀利的反問與觀察。
本文論點大致贊同、試圖延續〈筷子文〉引發的幾個論點,並(看似)嚴厲反駁〈挺文〉的偵探扮演與清白主體追究。不過,我首先要強調,上述兩篇文章的誠懇與理論思辯值得任何參與者抱著「不妄想作者個人意圖」的心情來閱讀與辯論,將〈挺文〉視為建商打手之類的指控不但錯誤,而且非常「打手」!
在本文,我試圖從一個「反社會酷兒位置性」(anti-social queer positionality)的觀點來論究,何以:一、無論王家這個居住集合體是否「無辜」,挺王家(在內)的被剝奪居住權主體都是必要的;二、從今年3月28號以來,聚集於士林文林苑的雜沓位置群持續的努力,是否有可能共生且共謀出有別於有產階級迷思、直性別左翼想像、正典家庭結構看待財產/土地/傳承等議題的它種可能性。簡略說明,本文將「反社會酷兒位置性」定義為包括:拒絕置產、拒絕婚姻與常態家庭體系、捍衛自己拒絕前述兩者且拒絕自身權益因此受損的戰爭機器位置。
兩則辯證的故事情節:反駁正典社運的慾望劇場原型
首先,我要先從一個包括〈筷子文〉暫且不處理的假設性出發,來反駁〈挺文〉念玆在玆追究王家的「國王/王后」之從一而終與否的「直男想像貞節論」。我對王家成員與相關人士的意圖與心態(轉折)並無認識,更不想追究他們是否「從一而終」,是否只是為了生活資料(使用權)而非生產資料(交換而後滋生龐大的資本利益)來進行「不賣也不拆」的抗爭(也就是,拿得起〈挺文〉再三申論的左派入門身分證)。然而,即使(或說,正由於)如此,一開始我要強硬假設某個莫須有的命題(我得強調這是莫須有,類似放置一個虛擬模型來運轉,請王家成員們與支持者切勿緊張或聲討!):即使王家曾經考慮將此筆產權放入資本主義式的交換價值模式,那麼,參與運動的成員──按照〈挺文〉的說法,成員們被簡化地認識為某種熱血充腦、沒有如〈挺文〉作者之縝密思考的「偽」左派青年──就應當與王家劃清界線、分道揚鑣嗎?或者,王家這個居住集合主體,必須與自己的擁有性(possession)割裂拆離到某種程度,才能夠讓「王家」在內的小資產地主階級與樂生院民、日日春文萌樓、新店十四張溪邊寮、桃園東門市場拆遷戶等捍衛居住/居留權的「民事不從」(civil disobedience)集體性同步,取得捍衛的正當性?對於這兩個問題,我的答案都是不用。為何不用,以及雖然不用,但運動的策略卻必須再從事翻轉與改造,以下有兩則辯證。這兩則辯證的故事情節所反駁的不只是直男左派渴望,恐怕是任何正典社運都很難擺脫的慾望劇場原型。
[註1] 以「皮繩愉虐」(BDSM)為首頭字的集合體雨傘字彙(umbrella term),涵蓋數種操作模式與快感基礎有所差異、但共通點在於操作情慾與權力之間互相激發∕維繫的「皮革性愛」(leathersex)──
.B∕D:束縛(bondage)/規訓(discipline)
.D∕s:支配(dominance)/臣服(submission)
.S∕M:施虐(sadism)/受虐(masochism)
若想多認識皮繩愉虐(無論是理論層次或實踐層次),可閱讀《皮繩愉虐邦》一書,或參考「皮繩愉虐邦」臉書頁面。
.B∕D:束縛(bondage)/規訓(discipline)
.D∕s:支配(dominance)/臣服(submission)
.S∕M:施虐(sadism)/受虐(masochism)
若想多認識皮繩愉虐(無論是理論層次或實踐層次),可閱讀《皮繩愉虐邦》一書,或參考「皮繩愉虐邦」臉書頁面。
我曾針對驅離王家的警察位置從事分析。就我所能見到的三二八強拆相關文字,「依法執行(不該被執行之法)」的載體(警察)得到頗少的深度耙梳。除了贊成不該將警察視為「只是在執行任務」的不得已或甚肝苦主體論,我想就D/s理論(支配者與服從者的相關情慾論述)[註1]來分析(佯裝)哭哭警察使喚者(別名,政府官員)操作出來的假設與修辭,以及某段影片被逮住的警察自稱「大爺」再現。常見的公式勸解辭令:「警察(或更廣義,低階公務人員)只是小工蜂(drones),別為難他們喏。」簡化地說,將從屬者化約為集體化單一心智(hive-mind)之龐大數量執行體,有不可或缺的好處。此好處是護衛自己的至尊權柄,把持與權力系統當中、發號施令者與載體所共享(不只是上下主從)的優越性、資源,以及(最重要地)並非個人化、但可標註為共生有機整體(symbiotic organic whole)的排除他者結構。
[註2] 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圖塞(L. Althusser)提出過一個重要的概念「召喚」(interpellation),收錄於〈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1969)。在此簡單解釋:意識形態滲透於物質與非物質系統的絲毫所在,幾乎沒有誰能外於系統。例如,在街上蹓躂時,警察(或任何威權位置的聲音)突然呼叫「喂,你」(hey, you),雖然不盡然在呼叫誰,(愈是傾向順服的)人就愈容易回頭,回應其呼喚(hail)。這道主體與威權(代理者)之間相互依存的「呼喚──應召」關係,是(常態)主體建立的過程,阿圖塞將此過程(公式)稱為「召喚」(interpellation)。此外,意識形態需要藉助於國家機器(與其同道)如政府機構、警察、法律、軍隊、(常態)家庭等單位,持續生產/再生產「招喚」所需的部署材料與維繫者。
在一段影片中,我們看到激動抗議者在遭受推逼、情緒高亢當下,斥問某生理男警察(我暫且假設現場並沒有變性男警察),質問對方的名字;驚悚且扮裝意味充分(此處的扮裝是意指此警察無意識地自我感覺絕頂美好),男警複製了某種「猥褻變態」的反阿圖塞「喂,你誰啊?!」[註2]的逆公式,施施然緩慢擰笑回答:「(我是)大爺」。原先,阿圖塞的公式示範(非掌權)主體被國家機器打手警察所呼喝「喂,你誰啊?!」的橋段,在此處,男警察的回答以絕爽(jouissance)的體位與口腔快感,從大異己(某個特定警察)那方製作出回聲。警察自稱且體現的「大爺」當然不是消費者(或服務者)的拿翹,而是體制內服從者(sub)爬到可能高位的快悅招認(avowal)。
為何我會將這類大爺化警察診斷為「服從者」而非「主宰者」(Dom)?一般的人文學科研究者或皮繩愉虐(BDSM)行外人,會將權力過於單線化地想像與分配,以為大爺必得隸屬於支配(主)那方。其實,Dom與sub有各種子類型與次文類,此生理男警複寫出某種取悅了無上的主(可以推論為個體如郝姓台北市長,或是被(女)神化的資本/國家雙生體)、 得意洋洋的男侍位置。此男侍既是前現代的大宅侍衛(長),亦是當代(現代化)國家生物政治所栽培的代理暴虐父方角色。
倘若這些「依法執行」國家暴力的警察位置,無論是趾高氣昂地想當大爺(或,大娘?),還是唯唯諾諾、只求餬口的守分乖巧者,甚至是同情抗爭者但照樣敲破玻璃、抬揍現場成員,丟包「小屁孩」(前來支援的學生),這些次類型警察突然間現身於運動主體前,請求被區分,我們是否必須因為主體的潛台詞來為他們區分:何謂必須視為戰略性敵方的成員,何謂不該視為敵方的成員?阿圖塞式的招喚公式已經清楚顯示,無論主體(宣稱或認定)自己是怎麼想,事實上都不應該也不可能當成「真的」(authentic),要穿破或拆解的是招喚者居於大異己的(狀似)無堅不摧權力化身。
對於「敵方」如此,對於「我方」也不該挑剔或幫忙合理化為「是/否居心有問題」、「動機潔淨與否」、「本來是否純粹要抗爭居住權」,或者「圖利不果才將錯就錯」之類的「認證」(identity verification)審查。無論王家是從一而終或半途改弦易轍,〈挺文〉問錯而〈筷子文〉夾對的論點在於──即使(假設性地)王家是半途出身的邊緣/左派/抗爭集合體,居住權運動主體該在意的,並非王家各自成員或集體性是否「純淨」;真正該考慮、且持續對話的是,此番合作是否會帶出〈筷子文〉所追問的核心命題:直性別家庭傳承之外的另種傳襲/繼承想像。
居住權與階級的分析
行文至此,本文似乎都是在摘指〈挺文〉的不正義,但我不認為〈挺文〉只有被罵的份。事實上,它從事的周延漫長(且讓無/反社會主義認識者倍感不耐)分析,道出迄今反都更論述不敢看往的方向:擁有/居住權/階級的緊緻串連關係。支持王家擁有「不拆也不賣」的權利是一回事,將這事件(與王家)轉化為運動唯一的主題(主角)絕對是另一回事!更甚者,在這場運動,為了配合主題與主角的階級優越性,行動者(必須)讓口號與戰術集中於「王家是透天屋」、「王家擁有獨立產權,不像那些(較為低劣的)公寓(正牌釘子)戶」、「王家不要錢,只要溫暖的家園」等口號辭令,在在讓我深感不安。對此,雖然孫窮理與臧汝興關注的焦點有差異,但他們卻都分別指出,將反都更運動化約為中產階級守護(已購得或早就擁有的)房地產的恐怖走向。
我想補充的是,臧汝興對於階級的分析並非全然錯誤,但流於刻板且「固置」(這個用詞要謝謝王顥中的討論,他在通信時使用的是「靜態」,我認為也很精確。)我們可以試想,假設王家成員當中,擁有土地的(契約上的擁有者)是男性家長,而其餘成員並無證書上的擁有權。就性別、世代、經濟等細微位階來說,要是女性/子代成員因為離婚或頂撞家長(然後被趕出家門)之類,並不難想像會從王家成員變成非王家人,且共時性地(simultaneously),從(想像的)擁有房地產者淪為無產者。奇妙的是,即使在講究敬老的含蓄孝道意識形態中,屢次被祭出當神主牌的王家(女性)最長者,本身也並不擁有此間房產(認證)。事實上,將王家整體視為地主是很可笑的預設,從毫不溫暖的事實面來看,這個地主位置只是(單一)擁有證明書的王家成年男性;此外,「不要錢」與「溫暖」的結合,在階級層面更部署了令酷兒反社會族群不寒而慄的「真相」。說穿了,誰都明白(不明白的只是不願意懂或裝不懂):可以「不要錢」就是本身的金錢資本不虞匱乏,可以只要「溫暖」就是溫暖之外的欲求與權利都穩固無虞。前者的口號不可能不傷害到(必須)「要錢」的居住使用者(例如本身相對資源匱乏,需要錢來生活,咬牙就用房產換錢);後者更糟糕,「溫暖」的「父慈母愛/子女恭順/擁有房地產」這個藍圖,根本性地排除了不要/能生殖、不要/欲結婚、不要/厭惡有產的主體性。
反社會酷兒的實踐戰略
從上述論證為出發點,進而討論並滋生左派認同(拒絕或無意或無能置產者)、酷兒、各種基進邊緣居住權捍衛的抗爭者,當前的課題不啻於在搏鬥國家/資本機器之外,如何與常態反都更所充斥的保守「溫暖」修辭過招──請設想,我們該如何反駁、擾亂「歲月靜好」(必須坦承,這是我深痛惡絕、占盡階級便宜且否認其揩油的修辭)的不朽誇耀假想、世代交替範本的撫養兒女撫養兒女撫養兒女(類似俄羅斯娃娃所引導的無限但當然不可能無限)之異性戀家庭生計/傳續奮鬥、「本來就是自己的」所以「就是自己的」的非/去政治個人主義言語。
就既有的各種門派、關切、執著、特定信念的非正典捍衛居住權成員,我預設的實踐步調是且走且(見機)變換戰略的參與形態。一方面,並不排斥與原本的小資產階級(有條件地)合作,但更重要的是,在這過程中,培養無產者居住權的理論與實踐──畢竟,無論是所謂左派或非左派,應該都不樂見居住權運動淪為有房產者或土地擁有者高舉「透天厝/房產擁有證明」的免死金牌,有形無形地逼退其餘無地無房(證權)者。在此,我希冀不同派系與政治趨向的位置,在合作之餘、不失戒慎地變化部署套招,建構出可能的魍魎(不正面、無產權、毫無奮鬥屬性者)居住權力論述。
如是,我們該如何干擾、拆解既定的「溫暖」直性別(大)家庭(如六代同堂,五代傳承)等捍衛家園修辭,但又不只是造成(很容易被誤解為)僅是反常主體欽羨妒恨常態主體的效果?如同向紅岩的〈迷走地圖:住宅問題初探〉文中指出,對於(非中產)勞工與無房產者的打壓、監控與勞動剝削等結構性因素,才是造就住宅不可能平均供給每個主體(或主體集合體)的最大成因。然而,當前的反都更保家園論戰,身為最前線的許多非正典認同學者/學生卻有意無意間規避了這類提問,甚至認為此類提問不切實際。我認為〈挺文〉的確有戳到運動內部矛盾的論證貢獻,並毫不顧忌地明白表示,如果照當今的反都更主流論點,被守護的的確無法不是既得利益者(早就安全擁有房子與土地、但面臨置換、重置居住地威脅的成員)。即使不以王家為唯一的中產/地主靶子,以財富相對微薄的受害戶、像是永春都更案的彭家為例,捍衛者為彭家所操刀的保家護戶敘述,依然動用了完全與無產、酷兒、拒絕家族/傳承者都毫不相干,甚至對這些位置充滿排除且看不見存在性的鋪陳敷衍:「彭龍三的爸媽、妻子、哥哥和孩子們,一家十三口都在這裡,四代住了四十年以上。七十七歲的彭爸爸用右手修著機車,左手癱軟著,那是07年決審會前日,他工作時想到都更後21坪的機車行只剩下15坪,一家三代都靠機車行吃飯,店開不下去未來如何維生?」(出處)
不客氣地呼籲,任何非正典認同、支持居住權是「存在即保有居住權利」的主體們,該是拋下支支吾吾(以免危害目前反都更運動一致性)的時刻。面對以上的「歲月靜好」、「數代同堂」、「家園溫暖」(可怎樣都是生理異性、父系家族、親子各就各位地傳承)等保衛言語,包含我在內的這些位置與主體(性)該提出數面共時性的的批判,指向:一、國家資本機器;二、除了自己的財富擁有外、有看沒見其餘位置的中產/地主階級;三、幻想(象徵或物質的)「家」只等同於單偶父系血緣數代傳承的有限人類集合體。
此時,我們該做的是就自己身為與關切的位置性,在可串連的脈絡內,與正典反都更主體一起抵抗,但同樣重要地,必須細緻、大膽、毫不抱歉地談論,且盡情談論──何謂反社會反人類(中心)酷兒所定義的家/住所/同居者。就我所知,包括我在內的非正典性/別學術人(研究員,大學老師等)與研究生,不乏處於配備伴侶(但並不想形成一對一單偶、更不想結婚生殖)與深愛者(但決不盡然是人類)的「家」(但不管有無金錢資本,並不想貸款二十年去享受擁有的幻覺)。但是,可悲且糟糕的是,我等此類成員常常被他人(甚至自己)亂棒打為單身(看不見直性別與人類之外的伴侶)、無家(或更甚者,遭指控是幼稚地拒絕「成家」的社會責任義務)、無房/產(懶惰、好逸惡勞、無生產性、反社會!)的「反人/非人」,瞬間就被常態再現驅趕到連辯論地域(主張其居住所在的權益)都不存在的地步。
就自己的位置為起點,我會想要保衛的居住權,除了無產無房的底層主體(如樂生院民、日日春文萌樓、被斥為耍賴違建戶的紹興街聚落等)、不想爬向中產天梯成為資本順民的酷兒(但不諱言,充滿慾望的攀爬同志正典也所在多有)、連房屋貸款資格都有問題的勞工、殘障者、低收入者,我更想為了人類之外的住民而表態。光是我居家範圍(更別說所謂的地球各處)的街貓或浪犬,其居住權(只是趴在路邊或窩在屋頂!)與自稱擁有房子/地產人類的抗爭、非人類住民被人類所傷殘殺害等情事,關注者與動保實踐者經年來所打的捍衛仗與反都更戰役至少同樣艱辛,但前者少受到關注,就連基本的再現資格(街貓的居住權?!)都完全不被常態人類中心看在眼裡,不只是被負面化(viewed as negative),儼然是完全被消為空無(negated)!
讓我以(虛擬的)自己為設想角色,套用接近夢囈的(穿透)幻象形態說個寓言,希望是這場居住戰爭可能為非有產權者(the dispossessing)爭取的圖像之一。身為進駐國家文學館的「酷兒作家」這種尷尬得緊的頭銜,倘若國家體制突然變得很有創意(無論是閃神或政治正確),願意讓我與類似位置的創作者有著諸如〈筷子文〉所比喻的農田使用區域(例如,無產作者的居住單位,只能自己用,不可傳承給生理血緣親屬或婚配對象)。再者,若在我掛掉之前,對於這個居住單位有些許的分配意見權,我會希望將並不擁有但共處長久的居所,傳承(讓渡)給毫不認識、拒絕任何形式婚姻與單偶的創作者或性工作者。最重要的是,我希冀進駐此居所、與居住單位形成非正典/非血緣/非人類/非單偶情感慾望結構的繼任者,會是個持續抵抗人類中心、擁有制度、正典婚姻制度的貓伴侶!
魑魅魍魎的居住權與「公共性」
王家是否體現了從一而終(也就是〈挺文〉如此放不下但終究不可能得到是或否這個二選一答案的大哉問),反映出正典社運(normative activism)卡住的(無意識)死結(deadlock)的狀態。〈挺文〉對於王家「乾淨位置」的苛求,雖難以直接類比,卻稍微挑動起我的聯想:若粗糙地將台灣當前的性別政治派系區分為「國家女性主義」、「力挺主張同志結婚權的同志(正典)主體性」,以及「大鍋炒式、位置紛雜但卻可能被前兩者簡化為皮繩愉虐、火車集體性愛趴成員、人獸交愛好者等的(新)賤斥森羅魍魎圖像集合」,則這類苛求,即是要求王家具備無比正典的位置,並幾乎二元對立於上述的魑魅魍魎。
在這樣的比喻底下,當然,王家其實並非這三種位置性的任何一種,反而是三者原本都無法想像有任何連帶關係(更遑論友善串連)的保守父系(六代)傳承直家族,是就連相對保守的異性戀國家女性主義者也很難視之為合作對象的身分政治另一端。至於支持王家保有不賣不拆權益的守護居住權份子,屬性雖然雜種紛呈,但就我的觀察,不乏可看出酷兒青少年、本身抗拒置產的學術份子,「性變態」與「無產者」等多重雜交的狀態。
值得追問的是,這些支持包含王家在內的中產階級房主與地主的無產青年,為何要「屈就」於前述的難以忍受的溫暖修辭,並呈現出為了運動的完整有機性,底下或許敢怒但抬面上卻不敢言的樣貌?這點或許也只能讓參與於運動當中的朋友們來回答了。
假使我們將「婚姻」與「私有財產」從事類比,〈挺文〉以後拉岡精神分析所稱的猥褻喜悅(obscene enjoyment)投射於某個特定的父權家族之地基崩壞瓦解,值得讓我們深思。畢竟,左派不該鼓掌於只是一個(特定唐突的)產權個案遭到侵犯,正如同正典同志不該在體制並未受到撞擊的情況、讚賞或默許單一異性戀婚姻個案被國家機器強迫成立或解散。這兩個的例子都無助於基進的性/別資源再分配,而且更確認了婚姻與財富資源,是國家資本機器任其意圖給予或回收的犒賞。
對於反社會酷兒來說,特定的一個婚姻案例或房產擁有從有到無的經歷,絕不值得形成快感──不但不該額手稱慶,更該繼續激烈置疑與挑釁──直到國家機器對於任何樣式的婚姻與居住模式都失去無限上綱的宰制權;婚姻不再為私有產權把關,私有產權亦在制度面失去穩固性,不再成為正典單偶婚姻前仆後繼、以「愛」為名的肥餌;鬆散、去人類中心、多重伴侶的公社式居住/情慾譜系所得到的居住權(與其餘權利)保障,能夠完全不亞於小資良民以置產與生殖為圈劃出交配/私有性的正典單偶結構。
於是,在我堪稱理想化的設想,複數化的公民不服從主體性所挺的,與其是〈挺文〉憂心忡忡所誤解的天真懷想(王家從良為革命份子,所以我挺他們!),反而是〈筷子文〉已經不含蓄地點出的前提:非正典魍魎在這場居住權戰爭所打的仗,絕非為了自己根本連擁有性都付之闕如、這輩子極可能不會(也不盡然想)有的產權或土地!
正由於如此,魍魎反而/才要支持任何形式與任何位置的居住權,且窮盡一切地追問「公共利益」究竟為何物?倘若不是為了(可能的)鰥寡孤獨非異性戀居住者的利益,所謂的公共性為何值得(也僅止於)拆除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地主世代居住的所在?
在〈筷子文〉犀利戳破溫暖家庭口號之後,我期待的是,任何再反社會(主流)、再異端怪誕、再狀似無生產性的魍魎住民當中,每種居住者的形態與實質──無論(被視為)是糟糕、不良、落伍、卑賤、寒酸、負面、猥褻、變態、冷酷、不求上進,或(某些邊緣生命體特有的)倔強傲氣形式與饒富創意的物質實體──都不應該遭受權位體系與正典主體遐想著從天降臨的「偽/公共性」,並以「依法行政」為名目的剝奪。
星期四, 4月 19, 2012
翻譯‧文化普及: 政治應表現那些超越政治的事物
翻譯‧文化普及: 政治應表現那些超越政治的事物: 原文標題: La politique doit montrer ce qui la dépasse 資料來源:法國《世界報 》 2012 年 4 月 12 日 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2/04/12/la-politiq...
星期四, 2月 02, 2012
辛波絲卡 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奬得奬辭
辛波絲卡
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奬得奬辭
陳黎‧張芬齡 譯
據說任何演 說的第一句話一曏是最困難的,現在這對我已不成問題啦。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後一行──對我都是一樣的困難, 因為在今天這個場合我理當談詩。我很少談論這個話題──事實上,比任何話題都少。每次談及,總暗地裏覺得自己不擅此道,因此我的演講將會十分簡短,上桌的 菜量少些,一切瑕疵便比較容易受到包容。
當代詩人對任何事物皆是懷疑論者,甚至──或者該說尤其──對自己。他們公然坦 承走上寫詩一途情非得已,彷佛對自己的身份有幾分羞愧。然而,在我們這個喧嘩的時代,承認自己的缺點──至少在它們經過精美的包裝之後──比認清自己的優 點容易得多,因為優點藏得較為隱密,而你自己也從未真正相信它們的價值……在填寫問卷或與陌生人聊天時──也就是說,在他們的職業不得不曝光的時候──詩 人較喜歡使用籠統的名稱「作家」,或者以寫作之外所從事的任何工作的名稱來代替「詩人」。辦事官員或公交車乘客發現和自己打交道的對象是一位詩人的時候, 會流露出些許懷疑或驚惶的神色。我想哲學家也許會碰到類似的反應,不過他們的處境要好些,因為他們往往可以替自己的職業上冠上學術性的頭銜。哲學教授── 這樣聽起來體面多了。
但是卻沒有詩教授這樣的頭銜。這畢竟意味著詩歌不是一個需要專業研究,定期考試,附有書目和批註的 理論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場合授與文憑的行業。這也意味著光看些書──即便是最精緻的詩──並不足以成為詩人。其關鍵因素在於某張蓋有官印的紙。我們不妨回 想一下:俄國詩壇的驕傲、諾貝爾桂冠詩人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就曾經因為這類理由而被判流刑。他們稱他為「寄生蟲」,因為他未獲官方授與噹詩人的權利。
數年前,我有幸會見布洛斯基本人。我發現在我認識的詩人當中,他是唯一樂於以詩人自居的。他說出那兩個字,不但毫不勉強,相反地,還帶有幾分反叛性的自由,我想那是因為他憶起了年輕時所經曆過的不人道羞辱。
在 人性尊嚴未如此輕易遭受蹂躪的較幸運的國家,詩人當然渴望被出版,被閱讀,被了解,但他們絕少使自己超越一般民眾和單調日常生活的水平。而就在不久前,本 世紀的前幾拾年,詩人還竭儘心力以其奢華的衣著和怪異的行徑讓我們震驚不已,但這一切衹是為了對外炫耀。詩人總有關起門來,脫下鬥篷、廉價飾品以及其它詩 的裝備,去面對──安靜又耐心地守候他們的自我──那白晰依舊的紙張的時候,因為到頭來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偉大科學家的 電影版傳記相繼問世,並非偶然。越來越多野心勃勃的導演企圖忠實地再現重要的科學發現或傑作的誕生的創造過程,而且也的確能幾分成功地刻劃出投注於科學上 的心血。實驗室,各式各樣的儀器,精密的機械裝置重現眼前:這類場景或許能讓觀眾的興趣持續一陣子;充滿變量的時刻──這個經過上千次修正的實驗究竟會不 會有預期的結果?──是相當戲劇化的。講述畫家故事的影片可以拍得頗具可看性,因為影片再現一幅名作形成的每個階段,從第一筆畵下的鉛筆綫條,到最後一筆 塗上的油彩。音樂則彌漫于講述作曲家故事的影片中:最初在音樂家耳邊響起的幾小節旋律,最後會演變成交響曲形式的成熟作品。當然,這一切都流於天真爛漫, 對奇妙的心態──一般稱之為靈感──並未加以詮釋,但起碼觀眾有東西可看,有東西可聽。
而詩人是最糟糕的;他們的作品完全不適合以影像呈現。某個人端坐桌前或躺靠沙發上,靜止不動地盯著墻壁或天花闆看;這個人偶爾提筆寫個七行,卻又在十五分鐘之後刪掉其中一行;然後另一個小時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誰會有耐心觀賞這樣的影片?
我剛才提到了靈感。被問及何謂靈感或是否真有靈感之時,當代詩人會含糊其辭。這並非他們未曾感受過此一內在激力之喜悅,而是你很難向別人解說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 幾次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時,我也躲閃規避。不過我的答復是:大體而言,靈感不是詩人或藝術家的專屬特權;現在,過去和以後,靈感總會去造訪某一群人──那些 自覺性選擇自己的職業並且用愛和想象力去經營工作的人。這或許包括醫生,老師,園丁──還可以列舉出上百項行業。衹要他們能夠不斷地發現新的挑戰,他們的 工作便是一趟永無終止的冒險。困難和挫敗絕對壓不扁他們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問會自他們解決過的問題中產生。不論靈感是什麼,它衍生自接連不斷的「我不 知道」。
這樣的人並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為了生存而工作,因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們選擇這項或那項職業,不是出於 熱情;生存環境才是他們選擇的依據。可厭的工作,無趣的工作,僅僅因為待遇高於他人而受到重視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厭,多無趣)──這對人類是最殘酷 無情的磨難之一,而就目前情勢看來,未來似乎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因此,雖然我不認為靈感是詩人的專利,但我將他們歸類為受幸運之神眷顧的精英團體。
儘 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許存有某些疑惑。各類的拷問者,專製者,狂熱份子,以一些大聲疾呼的口號爭權奪勢的群眾煽動者──他們也喜愛他們工作,也以富創意 的熱忱去履行他們的職責。的確如此,但是他們「知道」。他們知道,而且他們認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們不想知道其它任何事情,因為那或許會減弱他們的 主張的說服力。任何知識若無法引發新的疑問,便會快速滅絕:它無法維持賴以存活所需之溫度。以古今曆史為借鏡,此一情況發展至極端時,會對社會產生致命的 威脅。
這便是我如此重視「我不知道」這短短數字的原因了。這詞匯雖小,卻張著強有力的翅膀飛翔。它擴大我們的生活領域, 使之涵蓋我們內在的心靈空間,也涵蓋我們渺小地球懸浮其間的廣袤宇宙。如果牛頓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園地麵上的那些蘋果或許衹像冰雹一 般;他頂多彎下身子撿取,然後大快朵頤一番。我的同胞居禮夫人倘若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或許到頭來衹不過在一所私立中學當化學老師,教導那些家世良 好的年輕仕女,以這一份也稱得上尊貴的職業終老。但是她不斷地說「我不知道」,這幾個字將她──不衹一次,而是兩度──帶到了斯德哥爾摩,在這兒,不斷追 尋的不安靈魂不時獲頒諾貝爾奬。
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每一首詩都可視為響應這句話所做的 努力,但是他在紙頁上才剛寫下最後一個句點,便開始猶豫,開始體悟到眼前這個答覆是絕對不完滿而可被屏棄的純代用品。於是詩人繼續嘗試,他們這份對自我的 不滿所發展出來的一連串的成果,遲早會被文學史家用巨大的紙夾夾放在一起,命名為他們的「作品全集」。
有些時候我會夢想 自己置身於不可能實現的處境,譬如說我會厚顏地想象自己有幸與那位對人類徒然的努力發出動人噫嘆的《舊約‧傳道書》的作者談天。我會在他面前深深地一鞠 躬,因為他畢竟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至少對我而言。然後我會抓住他的手。「『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你是這麼寫的,傳道者。但是你自己就是誕生於太陽底 下的新鮮事,你所創作的詩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無人寫過。你所有的讀者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的人無法閱讀到你的詩。你現在坐 在絲柏樹下,而這絲柏自開天辟地以來並無成長,它是藉由和你的絲柏類似但非一模一樣的絲柏而成形的。傳道者,我還想問你目前打算從事那些太陽底下的新鮮 事?將你表達過的思想做進一步的補充?還是駁斥其中的一些論點?你曾在早期的作品裏提到『喜悅』的觀點──它稍縱即逝,怎幺辦?說不定你會寫些有關喜悅的 『太陽底下的新鮮』詩?你做筆記嗎?打草稿嗎?我不相信你會說:『我已寫下一切,再也沒有任何需要補充的了。』這樣的話世上沒有一個詩人說得出口,像你這 樣偉大的詩人更是絕不會如此說的。」
世界──無論我們怎麼想,當我們被它的浩瀚和我們自己的無能所驚嚇,或者被它對個體 ──人類、動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難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所激憤(我們何以確定植物不覺得疼痛);無論我們如何看待為行星環繞的星光所穿透的穹蒼(我們剛 剛著手探測的行星,早已死亡的行星?依舊死沉?我們不得而知);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座我們擁有預售票的無限寬廣的劇院(壽命短得可笑的門票,以兩個武斷的 日期為界限);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它是令人驚異的。
但「令人驚異」是一個暗藏邏輯陷阱的性質形容詞。畢竟,令我們驚異的事物背離了某些眾所皆知且舉世公認的常模,背離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明顯事理。而問題是:此類顯而易見的世界並不存在。我們的訝異不假外求,並非建立在與其它事物的比較上。
在 不必停下思索每個字詞的日常言談中,我們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軌」之類的語匯……但在字字斟酌的詩的語言裏,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或正 常的──任何一個石頭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雲;任何一個白日以及接續而來的任何一個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種存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存在。
看來艱巨的任務總是找上詩人。
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奬得奬辭
陳黎‧張芬齡 譯
據說任何演 說的第一句話一曏是最困難的,現在這對我已不成問題啦。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後一行──對我都是一樣的困難, 因為在今天這個場合我理當談詩。我很少談論這個話題──事實上,比任何話題都少。每次談及,總暗地裏覺得自己不擅此道,因此我的演講將會十分簡短,上桌的 菜量少些,一切瑕疵便比較容易受到包容。
當代詩人對任何事物皆是懷疑論者,甚至──或者該說尤其──對自己。他們公然坦 承走上寫詩一途情非得已,彷佛對自己的身份有幾分羞愧。然而,在我們這個喧嘩的時代,承認自己的缺點──至少在它們經過精美的包裝之後──比認清自己的優 點容易得多,因為優點藏得較為隱密,而你自己也從未真正相信它們的價值……在填寫問卷或與陌生人聊天時──也就是說,在他們的職業不得不曝光的時候──詩 人較喜歡使用籠統的名稱「作家」,或者以寫作之外所從事的任何工作的名稱來代替「詩人」。辦事官員或公交車乘客發現和自己打交道的對象是一位詩人的時候, 會流露出些許懷疑或驚惶的神色。我想哲學家也許會碰到類似的反應,不過他們的處境要好些,因為他們往往可以替自己的職業上冠上學術性的頭銜。哲學教授── 這樣聽起來體面多了。
但是卻沒有詩教授這樣的頭銜。這畢竟意味著詩歌不是一個需要專業研究,定期考試,附有書目和批註的 理論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場合授與文憑的行業。這也意味著光看些書──即便是最精緻的詩──並不足以成為詩人。其關鍵因素在於某張蓋有官印的紙。我們不妨回 想一下:俄國詩壇的驕傲、諾貝爾桂冠詩人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就曾經因為這類理由而被判流刑。他們稱他為「寄生蟲」,因為他未獲官方授與噹詩人的權利。
數年前,我有幸會見布洛斯基本人。我發現在我認識的詩人當中,他是唯一樂於以詩人自居的。他說出那兩個字,不但毫不勉強,相反地,還帶有幾分反叛性的自由,我想那是因為他憶起了年輕時所經曆過的不人道羞辱。
在 人性尊嚴未如此輕易遭受蹂躪的較幸運的國家,詩人當然渴望被出版,被閱讀,被了解,但他們絕少使自己超越一般民眾和單調日常生活的水平。而就在不久前,本 世紀的前幾拾年,詩人還竭儘心力以其奢華的衣著和怪異的行徑讓我們震驚不已,但這一切衹是為了對外炫耀。詩人總有關起門來,脫下鬥篷、廉價飾品以及其它詩 的裝備,去面對──安靜又耐心地守候他們的自我──那白晰依舊的紙張的時候,因為到頭來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偉大科學家的 電影版傳記相繼問世,並非偶然。越來越多野心勃勃的導演企圖忠實地再現重要的科學發現或傑作的誕生的創造過程,而且也的確能幾分成功地刻劃出投注於科學上 的心血。實驗室,各式各樣的儀器,精密的機械裝置重現眼前:這類場景或許能讓觀眾的興趣持續一陣子;充滿變量的時刻──這個經過上千次修正的實驗究竟會不 會有預期的結果?──是相當戲劇化的。講述畫家故事的影片可以拍得頗具可看性,因為影片再現一幅名作形成的每個階段,從第一筆畵下的鉛筆綫條,到最後一筆 塗上的油彩。音樂則彌漫于講述作曲家故事的影片中:最初在音樂家耳邊響起的幾小節旋律,最後會演變成交響曲形式的成熟作品。當然,這一切都流於天真爛漫, 對奇妙的心態──一般稱之為靈感──並未加以詮釋,但起碼觀眾有東西可看,有東西可聽。
而詩人是最糟糕的;他們的作品完全不適合以影像呈現。某個人端坐桌前或躺靠沙發上,靜止不動地盯著墻壁或天花闆看;這個人偶爾提筆寫個七行,卻又在十五分鐘之後刪掉其中一行;然後另一個小時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誰會有耐心觀賞這樣的影片?
我剛才提到了靈感。被問及何謂靈感或是否真有靈感之時,當代詩人會含糊其辭。這並非他們未曾感受過此一內在激力之喜悅,而是你很難向別人解說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 幾次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時,我也躲閃規避。不過我的答復是:大體而言,靈感不是詩人或藝術家的專屬特權;現在,過去和以後,靈感總會去造訪某一群人──那些 自覺性選擇自己的職業並且用愛和想象力去經營工作的人。這或許包括醫生,老師,園丁──還可以列舉出上百項行業。衹要他們能夠不斷地發現新的挑戰,他們的 工作便是一趟永無終止的冒險。困難和挫敗絕對壓不扁他們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問會自他們解決過的問題中產生。不論靈感是什麼,它衍生自接連不斷的「我不 知道」。
這樣的人並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為了生存而工作,因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們選擇這項或那項職業,不是出於 熱情;生存環境才是他們選擇的依據。可厭的工作,無趣的工作,僅僅因為待遇高於他人而受到重視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厭,多無趣)──這對人類是最殘酷 無情的磨難之一,而就目前情勢看來,未來似乎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因此,雖然我不認為靈感是詩人的專利,但我將他們歸類為受幸運之神眷顧的精英團體。
儘 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許存有某些疑惑。各類的拷問者,專製者,狂熱份子,以一些大聲疾呼的口號爭權奪勢的群眾煽動者──他們也喜愛他們工作,也以富創意 的熱忱去履行他們的職責。的確如此,但是他們「知道」。他們知道,而且他們認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們不想知道其它任何事情,因為那或許會減弱他們的 主張的說服力。任何知識若無法引發新的疑問,便會快速滅絕:它無法維持賴以存活所需之溫度。以古今曆史為借鏡,此一情況發展至極端時,會對社會產生致命的 威脅。
這便是我如此重視「我不知道」這短短數字的原因了。這詞匯雖小,卻張著強有力的翅膀飛翔。它擴大我們的生活領域, 使之涵蓋我們內在的心靈空間,也涵蓋我們渺小地球懸浮其間的廣袤宇宙。如果牛頓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園地麵上的那些蘋果或許衹像冰雹一 般;他頂多彎下身子撿取,然後大快朵頤一番。我的同胞居禮夫人倘若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或許到頭來衹不過在一所私立中學當化學老師,教導那些家世良 好的年輕仕女,以這一份也稱得上尊貴的職業終老。但是她不斷地說「我不知道」,這幾個字將她──不衹一次,而是兩度──帶到了斯德哥爾摩,在這兒,不斷追 尋的不安靈魂不時獲頒諾貝爾奬。
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每一首詩都可視為響應這句話所做的 努力,但是他在紙頁上才剛寫下最後一個句點,便開始猶豫,開始體悟到眼前這個答覆是絕對不完滿而可被屏棄的純代用品。於是詩人繼續嘗試,他們這份對自我的 不滿所發展出來的一連串的成果,遲早會被文學史家用巨大的紙夾夾放在一起,命名為他們的「作品全集」。
有些時候我會夢想 自己置身於不可能實現的處境,譬如說我會厚顏地想象自己有幸與那位對人類徒然的努力發出動人噫嘆的《舊約‧傳道書》的作者談天。我會在他面前深深地一鞠 躬,因為他畢竟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至少對我而言。然後我會抓住他的手。「『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你是這麼寫的,傳道者。但是你自己就是誕生於太陽底 下的新鮮事,你所創作的詩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無人寫過。你所有的讀者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的人無法閱讀到你的詩。你現在坐 在絲柏樹下,而這絲柏自開天辟地以來並無成長,它是藉由和你的絲柏類似但非一模一樣的絲柏而成形的。傳道者,我還想問你目前打算從事那些太陽底下的新鮮 事?將你表達過的思想做進一步的補充?還是駁斥其中的一些論點?你曾在早期的作品裏提到『喜悅』的觀點──它稍縱即逝,怎幺辦?說不定你會寫些有關喜悅的 『太陽底下的新鮮』詩?你做筆記嗎?打草稿嗎?我不相信你會說:『我已寫下一切,再也沒有任何需要補充的了。』這樣的話世上沒有一個詩人說得出口,像你這 樣偉大的詩人更是絕不會如此說的。」
世界──無論我們怎麼想,當我們被它的浩瀚和我們自己的無能所驚嚇,或者被它對個體 ──人類、動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難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所激憤(我們何以確定植物不覺得疼痛);無論我們如何看待為行星環繞的星光所穿透的穹蒼(我們剛 剛著手探測的行星,早已死亡的行星?依舊死沉?我們不得而知);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座我們擁有預售票的無限寬廣的劇院(壽命短得可笑的門票,以兩個武斷的 日期為界限);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它是令人驚異的。
但「令人驚異」是一個暗藏邏輯陷阱的性質形容詞。畢竟,令我們驚異的事物背離了某些眾所皆知且舉世公認的常模,背離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明顯事理。而問題是:此類顯而易見的世界並不存在。我們的訝異不假外求,並非建立在與其它事物的比較上。
在 不必停下思索每個字詞的日常言談中,我們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軌」之類的語匯……但在字字斟酌的詩的語言裏,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或正 常的──任何一個石頭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雲;任何一個白日以及接續而來的任何一個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種存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存在。
看來艱巨的任務總是找上詩人。
星期一, 8月 15, 2011
真空法師唱的《Smile》
“I smile to the star that still shines in the sky,
To the sun that slowly rises out of the night
To the day that begins, to the enchanting birds,
I smile to world, and the world smiles to me.
I smile to the child that crosses my way,
I remember also all those who are hungry,
Those who live in misery, all over the planet,
Who have to face a war, who lost their mother.
If sometimes my smile is moistened by tears,
When I see the great pain that spreads over the world,
I shall still be smiling with tears in my eyes,
Smiling to life, smiling to death.
And one day when it is bitterly cold,
When even my footsteps will not leave any mark,
The never ending current of life’s energy,
Will carry me along and I will not look back.
The fear will no longer block my way,
My heart finally opens very wide,
Then I will become the smile of the earth,
Of the flowers, of the rain, and the sun, and the wind.
Then one day perhaps in a very small child,
I will open my eyes to the wonders of life,
And let them all loving, and let them all smiling,
I will continue this wonderful way.
And one day when it is bitterly cold,
When even my footsteps will not leave any mark,
The never ending current of life’s energy,
Will carry me along and I will not look back.
The fear will no longer block my way,
My heart finally opens very wide,
Then I will become the smile of the earth,
Of the flowers, of the rain, and the sun, and the wind.
Then one day perhaps in a very small child,
I will open my eyes to the wonders of life,
And let them all loving, and let them all smiling,
I will continue this wonderful way.”
To the sun that slowly rises out of the night
To the day that begins, to the enchanting birds,
I smile to world, and the world smiles to me.
I smile to the child that crosses my way,
I remember also all those who are hungry,
Those who live in misery, all over the planet,
Who have to face a war, who lost their mother.
If sometimes my smile is moistened by tears,
When I see the great pain that spreads over the world,
I shall still be smiling with tears in my eyes,
Smiling to life, smiling to death.
And one day when it is bitterly cold,
When even my footsteps will not leave any mark,
The never ending current of life’s energy,
Will carry me along and I will not look back.
The fear will no longer block my way,
My heart finally opens very wide,
Then I will become the smile of the earth,
Of the flowers, of the rain, and the sun, and the wind.
Then one day perhaps in a very small child,
I will open my eyes to the wonders of life,
And let them all loving, and let them all smiling,
I will continue this wonderful way.
And one day when it is bitterly cold,
When even my footsteps will not leave any mark,
The never ending current of life’s energy,
Will carry me along and I will not look back.
The fear will no longer block my way,
My heart finally opens very wide,
Then I will become the smile of the earth,
Of the flowers, of the rain, and the sun, and the wind.
Then one day perhaps in a very small child,
I will open my eyes to the wonders of life,
And let them all loving, and let them all smiling,
I will continue this wonderful way.”
星期四, 4月 14, 2011
陳雲: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
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
(2011年01月14日)
有錢佬一胞三胎(1),貧窮人七屍八命。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 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 (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
撰文:陳雲(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 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 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 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 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2)、散貨場中心(factory outlet)、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道,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 底;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3)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 暗無天日
1988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 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 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這只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一宗。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家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 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 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 到真憑實據的一宗。若說地產財閥是妖精惡煞,香港政府便是羅剎魔鬼,幕後黑手。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 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 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 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 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 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四十六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倍,該年的拍賣價 只是每平方呎十一元半。
政府倒貼 市民遭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 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以今日 的標準來看,是不可想像的。」羅致光是少數閱覽過這份協議的非政府人員,據羅教授了解,只有少數高級官員可以接觸此私人備忘錄。
根據1982年7月29日簽署的官商私人協議,天水圍新市鎮內一百六十九公頃土地劃為發展區,其中三十八點八公頃交予Mightycity發展私人屋苑, 其餘一百三十公頃則留作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一百六十九公頃以外的土地由政府留作土地儲備。1988年,該項投資額達數十億港元的私人屋苑發展計劃展開之 際,長實集團及主席李嘉誠個人分別增持Mightycity的股份至48.25%及0.75%。同年,政府委任長江實業為「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1992至1999年間,Mightycity在天水圍興建了唯一的私人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個住宅單位。屋苑內有 總樓面達七萬五千平方米的商業設施,包括嘉湖銀座商場及有一千一百零二個房間的嘉湖海逸酒店。然而,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 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 人商業設施。(4)
英文《南華早報》揭露密議之後,消息即日在面書廣傳廣論,眾人譁然,粗口橫飛,但此地並無一家中文報紙夠膽跟進,只有網站《獨立媒體》出了個中譯本。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一個富裕無倫、資訊暢通的香港,被人弄得遍地都是活殭屍,揭發了匪夷所思的官商勾結大計謀,此地卻沒有一家獨立的中文報紙或中文電視台仗義執言,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政權交接 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 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 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的代價,是必然刺激民主訴求。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 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 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 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 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令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 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 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 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 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 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 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 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 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 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 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 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 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 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然則,香港的富人階級誤以為窮人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以開啟民主的路,於是不斷霸佔資源和設下壁 壘,逼死窮人,最終,他們將是暴力革命的締造者。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 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一代不懂得的方法。(5)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 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民國九十九年夏曆庚寅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 西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釋:
(1)2010年10月底,香港報章爭相披露一未經當事人確定之消息,轟動香港。富豪李兆基之子李家傑在境外借助代母產下三子。李家傑單身而有三子,即是 三子一出世便遭剝奪母親之身及母親之倫,令港人困惑。參閱見〈代母產子觸發社會討論〉,《明報》,2010年10月28日。〈代母產子全城熱話 李家傑: 給我私人空間〉,《頭條日報》,2010年10月30日。
(2)該計劃由蔡瀾在2008年12月構思,向政府提出在濕地公園附近發展112B區開設三百個熟食攤檔,2009年告吹。蔡瀾寫下〈羞恥〉一文悼念其 「大牌檔村」計劃,見《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1月16日。另見英文《南華早報》報道,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中譯本參閱〈天水圍創造就業計劃被否決〉,《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3)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該公司現時的股權分別由華潤創業及長江實業集團持有。
(4)以上報道,摘錄自英文《南華早報》,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網上閱讀: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Colonial-deal-built--City-of-Sadness。中譯本參閱〈八二年官商協議限制商業發展 種下天水圍「悲情」禍端〉,《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5)〈與曹仁超對話〉,Milk雜誌,2009年5月27日。
FROM AM730: 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40801
(2011年01月14日)
有錢佬一胞三胎(1),貧窮人七屍八命。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 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 (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
撰文:陳雲(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 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 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 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 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2)、散貨場中心(factory outlet)、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道,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 底;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3)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 暗無天日
1988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 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 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這只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一宗。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家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 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 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 到真憑實據的一宗。若說地產財閥是妖精惡煞,香港政府便是羅剎魔鬼,幕後黑手。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 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 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 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 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 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四十六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倍,該年的拍賣價 只是每平方呎十一元半。
政府倒貼 市民遭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 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以今日 的標準來看,是不可想像的。」羅致光是少數閱覽過這份協議的非政府人員,據羅教授了解,只有少數高級官員可以接觸此私人備忘錄。
根據1982年7月29日簽署的官商私人協議,天水圍新市鎮內一百六十九公頃土地劃為發展區,其中三十八點八公頃交予Mightycity發展私人屋苑, 其餘一百三十公頃則留作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一百六十九公頃以外的土地由政府留作土地儲備。1988年,該項投資額達數十億港元的私人屋苑發展計劃展開之 際,長實集團及主席李嘉誠個人分別增持Mightycity的股份至48.25%及0.75%。同年,政府委任長江實業為「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1992至1999年間,Mightycity在天水圍興建了唯一的私人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個住宅單位。屋苑內有 總樓面達七萬五千平方米的商業設施,包括嘉湖銀座商場及有一千一百零二個房間的嘉湖海逸酒店。然而,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 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 人商業設施。(4)
英文《南華早報》揭露密議之後,消息即日在面書廣傳廣論,眾人譁然,粗口橫飛,但此地並無一家中文報紙夠膽跟進,只有網站《獨立媒體》出了個中譯本。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一個富裕無倫、資訊暢通的香港,被人弄得遍地都是活殭屍,揭發了匪夷所思的官商勾結大計謀,此地卻沒有一家獨立的中文報紙或中文電視台仗義執言,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政權交接 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 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 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的代價,是必然刺激民主訴求。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 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 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 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 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令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 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 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 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 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 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 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 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 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 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 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 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 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 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然則,香港的富人階級誤以為窮人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以開啟民主的路,於是不斷霸佔資源和設下壁 壘,逼死窮人,最終,他們將是暴力革命的締造者。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 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一代不懂得的方法。(5)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 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民國九十九年夏曆庚寅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 西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釋:
(1)2010年10月底,香港報章爭相披露一未經當事人確定之消息,轟動香港。富豪李兆基之子李家傑在境外借助代母產下三子。李家傑單身而有三子,即是 三子一出世便遭剝奪母親之身及母親之倫,令港人困惑。參閱見〈代母產子觸發社會討論〉,《明報》,2010年10月28日。〈代母產子全城熱話 李家傑: 給我私人空間〉,《頭條日報》,2010年10月30日。
(2)該計劃由蔡瀾在2008年12月構思,向政府提出在濕地公園附近發展112B區開設三百個熟食攤檔,2009年告吹。蔡瀾寫下〈羞恥〉一文悼念其 「大牌檔村」計劃,見《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1月16日。另見英文《南華早報》報道,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中譯本參閱〈天水圍創造就業計劃被否決〉,《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3)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該公司現時的股權分別由華潤創業及長江實業集團持有。
(4)以上報道,摘錄自英文《南華早報》,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網上閱讀: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Colonial-deal-built--City-of-Sadness。中譯本參閱〈八二年官商協議限制商業發展 種下天水圍「悲情」禍端〉,《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5)〈與曹仁超對話〉,Milk雜誌,2009年5月27日。
FROM AM730: 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40801
星期六, 3月 26, 2011
回應馬家輝的「民主騙子」說>>我成了一個騙子:基督徒對民主的有限忠誠/禤智偉
回應馬家輝的「民主騙子」說
我成了一個騙子:基督徒對民主的有限忠誠
禤智偉
文化評論人馬家輝曾在報章聲稱:「如果有人對你說『我支持普選,but ……』,這個人一定是個騙子,要唾棄他,別相信他。」恐怕我必定令馬家輝失望,因為我相信基督徒對民主制度的忠誠必然是充滿「但書」(qualifications)的 —— 就是他不喜歡聽到的那些「but」。當社會上出現某些強烈的聲音,認為每一個有良知的香港市民都應該無條件支持民主,而且你必須用他認可的方法爭取民主,否則你就是「無膽匪類」、「民主罪人」,我們就要提高警覺,小心民主運動已經變質。
假如有人問我:「基督徒應該支持民主嗎?」我會反問他:「何謂支持、何謂民主?」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夠輕率抽象地回答,否則我的所謂「支持」(與否)也只是抽象的和頭腦上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戴耀廷教授有一個很深刻的形容,他指大部分支持民主的香港人的心態是「功利二型」,民調顯示過半數市民認同民主的價值,不過他們願意為民主付出的代價是有限度的,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及現有生活水平大體上不能受影響,底線是民主不能傷害經濟。這正好是中產教會的寫照!不少信徒口裡說支持民主,但當你問他們肯為爭取實現民主犧牲多少,他們會答:「我原則上當然支持民主,不過 ……」。
若要避免我們成為自欺欺人的民主「騙子」,基督徒最起碼要問自己三個互相緊密關連、不能孤立或抽象地回答的問題:我們應支持怎樣的民主?為甚麼支持?應如何支持?因篇幅所限,本文會集中討論第二個問題,其餘兩個問題只能粗略觸及。
民主的沉疴
一般人支持民主有兩類理由:因為民主產生良好的效果(consequentially),民主「好」、「正」;或者因為民主本質上(intrinsically)符合某些我們信奉的價值,民主「對」、「啱」。例如,由多位教牧和信徒領袖發起和草擬的〈基督徒關注普選聲明〉,便同時包含這兩種理據。一方面,〈聲明〉重申:「人具有上主尊貴的形像。因此,人人有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和義務,以建構民主社會」;另一方面,〈聲明〉暗示民主改革是解決當下社會問題的唯一契機:「現今市民對政府施政日益失望,社會缺乏願景,資源分配不均、貧富懸殊嚴重、教育欠缺理想、家庭制度瀕臨解體、濫藥及其他反社會行為等,在在侵蝕香港社會的根基。」但這些問題在任何西方民主國家也都出現,是否能歸咎特區政府缺乏認受性?假若我們將民主吹捧成「天上有、地下無」,民主的工具價值或內在價值卻無法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落實,除了製造一個「硬銷」的假象令反對者多一個攻擊民主的口實,會否鼓勵民主的傲慢?當民主真正來臨的時候,產生的期望落差,會否使香港人對民主冷漠,甚至厭棄民主,像西方社會出現的民主憂慮?民主制度應許平等的政治權利,但在個人的天賦、物質等條件懸殊的情況下,卻無法保證政治機會的均等,所謂「人民當家作主」不過是精英被授權去合法統治。民主理論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在最普遍的代議式民主制度,管治既非由主流民意主導(majority rule),少數人的利益也不能獲保障(minority right)。
我們以為通過投票可以找出人民的意志(the popular will),而議會政治可以平衡各方利益;但事實是,民主程序始終不能化解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的永恆衝突。我們可以想像,即使沒有功能組別,只要所謂「主流」民意贊成經濟發展有凌駕性,高鐵撥款仍然可以在立法會獲得通過!民主商議程序的價值中立,總以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的計算,代替公義和公益(common good)的考量。社會上互相競爭的對「善」的信念(rival conceptions of the good),結果不是以議事堂內理性對話的較量定勝負,而是靠競選中的拉票動員、議會幕後的游說等方法,由勝利的一方支配失敗的一方。民主程序不一定能凝聚共識,更加沒有辦法說服反對者他們的意見已經被充分尊重。
民主的理據
很多人(包括非基督徒)都引用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名句:「民主之所以可能,因為人有行公義的能力;民主之所以必須,因為人有不義的傾向」來為民主制度背書。但其實尼布爾從來沒有證實民主的「可能性」,因為那是一個實證的問題,需要考察過真實存在的民主制度之後才能定論,不能純粹從價值的討論先驗地證成。而且,尼布爾的人觀強調人的罪性,否定任何幻想人類社會可以漸臻於完美(perfectible)的改良主義或進步主義。當尼布爾說因為人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民主成為可能,他並沒有證明人可以靠自己建立和諧美好的社會;他只是發現,假如人真的是無可救藥地自私和愚昧,權威或極權管治便順理成章,所以不能對人性徹底悲觀。由始至終,尼布爾只是論證了民主的「必要性」,在他心目中,民主「排劣」的消極價值,高於「擇優」的積極功能。在現實世界,多少無能寡德之輩在民主選舉中當選,若非有制度上的限制安排,他們更可屢次連任。所以,尼布爾的民主理念著重的是權力制衡、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必要性,多於肯定強而有力、敢作敢為、福為民開的大政府的可取性。
另一種基督徒經常採用的民主理據是,每個人都是按神的形象(imago Dei)被造,所有人都享有獨一的尊嚴,不容許任何人絕對地支配宰制他人。但是從這種天賦平等人權開出民主的方法有其弊端,就是當人權和自由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無上價值,便可能崇尚個人權利多於談社會責任和義務。而且,如果小我真的完全不能為大我犧牲,人的平等權利不容妥協,則我們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容許每一個受影響的人都對政策有否決權的社會制度。
還有第三種的角度,認為上主恩賜人類自由意志,便包括「犯錯的自由和權利」,一個不容許人民犯錯的社會是邪惡的。民主制度使人有機會承擔共同責任(co-responsibility),即使並不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我們仍然可以學習為將來負責。在民主制度裡面,無論選出來的是陳水扁還是馬英九,布殊或奧巴馬,對集體的錯誤決定,選民都只能甘心「自食其果」,不可怨天尤人。
上面三種從基督信仰出發的進路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極權體制和絕對主義(absolutism)的戒心。所以基督徒對民主的支持最多只是一種「偏好」(presumption),假設民主是自由和公義的社會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提出異議的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在反對、延遲、暫緩民主的人那一方。我們「偏好」民主,不因為民主可以實現某些與信仰吻合的善,而只在於(to the extent that)它能夠抵制某些惡。在防範家長式管治和絕對權力腐化所帶來的苦難這一點上,當民主制度有效運作,便值得我們支持;但是對奉行民主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主流價值及其他弊病,我們仍然會實務地批判。基督徒不必無條件地將民主價值「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然後才能擁抱它,而是要保持一種「辯證性的距離」:在沒有民主的時候支持爭取,在有了民主之後批評它的不足。
民主的忠誠
很多人都會講,我們只應支持優質的民主,劣質的民主寧願不要;例如,民粹式民主就要不得。偏偏「民粹」這兩個字是反對民主的人最喜歡講、支持的人最討厭聽的。怎樣的民主制度才能避免走向民粹?在考慮我們的政制遠景時,如何盡量減低民主實驗失敗的代價,或政治轉變衝擊社會的風險?提出這類疑問的人,不一定想拖民主的後腿,而是反映不少香港人對民主的真誠盼望。
教會內對民主步伐的不同意見,完全反映社會上的分歧:有些人非但對政制改革漠不關心,甚至很懼怕其他人用「激進」的手段爭取民主,會破壞社會秩序;有人因二十年民主路一池死水而不耐煩,打算義無反顧、終極一戰,而且號召其他人一起跟從;也有人認為民主化是漫長的鬥爭,不爭朝夕。基督徒支持民主的理據可以各異,不同的人準備為民主付出的代價更會有所不同,有人願意犧牲多一些、有人不願意,但基督徒不應像社會上其他人一樣以政見分別敵我,我們首要應互相包容、並互相提醒:將次終極之事(penultimate)誤置為終極(ultimate)的關懷,將追求民主當為實現天國,可以構成一種罪;但以追求終極為藉口,忽略次終極之事,滿口福音和救恩,但對身邊鄰舍的生活掙扎和社會的不義視而不見,也是罪。
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黃昌榮教授有一個很鮮明活潑的講法,以自由戀愛比喻民主:即使自由戀愛製造很多現代家庭和社會問題,甚至我們不能否認在父母之命的相親制度(arranged marriage)下的夫婦也可以得到幸福,但自由戀愛仍然是現代人不能不爭取和維護的「次終極」價值。同樣,基督徒支持民主不是因為它有任何的必然「好處」,甚至即使民主不能帶來安定繁榮,我們仍然無可選擇地支持。基督徒對民主的忠誠雖然是有限和相對的(relativised),卻非虛假或飄忽的,也不是有條件地討價還價。正因為我們知道民主不是人類社群生活終極圓滿的歸宿,民主的運作是脆弱的,非但社會未必能夠靠民主選舉去自我更生、化解矛盾,反而民主制度本身需要被不斷更新,於是民主化永遠是「尚未成功的事業」(on-going project)。我們面對民主失效的唯一反應,只能是加倍努力地使之重回正軌,而非輕言回頭(more democracy, not less)。
(筆者改寫自今年1月30日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與香港民主進程的反思」座談會講稿)
《時代論壇》第1176期 2010年3月14日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58411&Pid=2&Version=1176&Cid=575&Charset=big5_hkscs
我成了一個騙子:基督徒對民主的有限忠誠
禤智偉
文化評論人馬家輝曾在報章聲稱:「如果有人對你說『我支持普選,but ……』,這個人一定是個騙子,要唾棄他,別相信他。」恐怕我必定令馬家輝失望,因為我相信基督徒對民主制度的忠誠必然是充滿「但書」(qualifications)的 —— 就是他不喜歡聽到的那些「but」。當社會上出現某些強烈的聲音,認為每一個有良知的香港市民都應該無條件支持民主,而且你必須用他認可的方法爭取民主,否則你就是「無膽匪類」、「民主罪人」,我們就要提高警覺,小心民主運動已經變質。
假如有人問我:「基督徒應該支持民主嗎?」我會反問他:「何謂支持、何謂民主?」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夠輕率抽象地回答,否則我的所謂「支持」(與否)也只是抽象的和頭腦上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戴耀廷教授有一個很深刻的形容,他指大部分支持民主的香港人的心態是「功利二型」,民調顯示過半數市民認同民主的價值,不過他們願意為民主付出的代價是有限度的,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及現有生活水平大體上不能受影響,底線是民主不能傷害經濟。這正好是中產教會的寫照!不少信徒口裡說支持民主,但當你問他們肯為爭取實現民主犧牲多少,他們會答:「我原則上當然支持民主,不過 ……」。
若要避免我們成為自欺欺人的民主「騙子」,基督徒最起碼要問自己三個互相緊密關連、不能孤立或抽象地回答的問題:我們應支持怎樣的民主?為甚麼支持?應如何支持?因篇幅所限,本文會集中討論第二個問題,其餘兩個問題只能粗略觸及。
民主的沉疴
一般人支持民主有兩類理由:因為民主產生良好的效果(consequentially),民主「好」、「正」;或者因為民主本質上(intrinsically)符合某些我們信奉的價值,民主「對」、「啱」。例如,由多位教牧和信徒領袖發起和草擬的〈基督徒關注普選聲明〉,便同時包含這兩種理據。一方面,〈聲明〉重申:「人具有上主尊貴的形像。因此,人人有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和義務,以建構民主社會」;另一方面,〈聲明〉暗示民主改革是解決當下社會問題的唯一契機:「現今市民對政府施政日益失望,社會缺乏願景,資源分配不均、貧富懸殊嚴重、教育欠缺理想、家庭制度瀕臨解體、濫藥及其他反社會行為等,在在侵蝕香港社會的根基。」但這些問題在任何西方民主國家也都出現,是否能歸咎特區政府缺乏認受性?假若我們將民主吹捧成「天上有、地下無」,民主的工具價值或內在價值卻無法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落實,除了製造一個「硬銷」的假象令反對者多一個攻擊民主的口實,會否鼓勵民主的傲慢?當民主真正來臨的時候,產生的期望落差,會否使香港人對民主冷漠,甚至厭棄民主,像西方社會出現的民主憂慮?民主制度應許平等的政治權利,但在個人的天賦、物質等條件懸殊的情況下,卻無法保證政治機會的均等,所謂「人民當家作主」不過是精英被授權去合法統治。民主理論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在最普遍的代議式民主制度,管治既非由主流民意主導(majority rule),少數人的利益也不能獲保障(minority right)。
我們以為通過投票可以找出人民的意志(the popular will),而議會政治可以平衡各方利益;但事實是,民主程序始終不能化解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的永恆衝突。我們可以想像,即使沒有功能組別,只要所謂「主流」民意贊成經濟發展有凌駕性,高鐵撥款仍然可以在立法會獲得通過!民主商議程序的價值中立,總以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的計算,代替公義和公益(common good)的考量。社會上互相競爭的對「善」的信念(rival conceptions of the good),結果不是以議事堂內理性對話的較量定勝負,而是靠競選中的拉票動員、議會幕後的游說等方法,由勝利的一方支配失敗的一方。民主程序不一定能凝聚共識,更加沒有辦法說服反對者他們的意見已經被充分尊重。
民主的理據
很多人(包括非基督徒)都引用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名句:「民主之所以可能,因為人有行公義的能力;民主之所以必須,因為人有不義的傾向」來為民主制度背書。但其實尼布爾從來沒有證實民主的「可能性」,因為那是一個實證的問題,需要考察過真實存在的民主制度之後才能定論,不能純粹從價值的討論先驗地證成。而且,尼布爾的人觀強調人的罪性,否定任何幻想人類社會可以漸臻於完美(perfectible)的改良主義或進步主義。當尼布爾說因為人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民主成為可能,他並沒有證明人可以靠自己建立和諧美好的社會;他只是發現,假如人真的是無可救藥地自私和愚昧,權威或極權管治便順理成章,所以不能對人性徹底悲觀。由始至終,尼布爾只是論證了民主的「必要性」,在他心目中,民主「排劣」的消極價值,高於「擇優」的積極功能。在現實世界,多少無能寡德之輩在民主選舉中當選,若非有制度上的限制安排,他們更可屢次連任。所以,尼布爾的民主理念著重的是權力制衡、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必要性,多於肯定強而有力、敢作敢為、福為民開的大政府的可取性。
另一種基督徒經常採用的民主理據是,每個人都是按神的形象(imago Dei)被造,所有人都享有獨一的尊嚴,不容許任何人絕對地支配宰制他人。但是從這種天賦平等人權開出民主的方法有其弊端,就是當人權和自由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無上價值,便可能崇尚個人權利多於談社會責任和義務。而且,如果小我真的完全不能為大我犧牲,人的平等權利不容妥協,則我們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容許每一個受影響的人都對政策有否決權的社會制度。
還有第三種的角度,認為上主恩賜人類自由意志,便包括「犯錯的自由和權利」,一個不容許人民犯錯的社會是邪惡的。民主制度使人有機會承擔共同責任(co-responsibility),即使並不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我們仍然可以學習為將來負責。在民主制度裡面,無論選出來的是陳水扁還是馬英九,布殊或奧巴馬,對集體的錯誤決定,選民都只能甘心「自食其果」,不可怨天尤人。
上面三種從基督信仰出發的進路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極權體制和絕對主義(absolutism)的戒心。所以基督徒對民主的支持最多只是一種「偏好」(presumption),假設民主是自由和公義的社會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提出異議的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在反對、延遲、暫緩民主的人那一方。我們「偏好」民主,不因為民主可以實現某些與信仰吻合的善,而只在於(to the extent that)它能夠抵制某些惡。在防範家長式管治和絕對權力腐化所帶來的苦難這一點上,當民主制度有效運作,便值得我們支持;但是對奉行民主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主流價值及其他弊病,我們仍然會實務地批判。基督徒不必無條件地將民主價值「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然後才能擁抱它,而是要保持一種「辯證性的距離」:在沒有民主的時候支持爭取,在有了民主之後批評它的不足。
民主的忠誠
很多人都會講,我們只應支持優質的民主,劣質的民主寧願不要;例如,民粹式民主就要不得。偏偏「民粹」這兩個字是反對民主的人最喜歡講、支持的人最討厭聽的。怎樣的民主制度才能避免走向民粹?在考慮我們的政制遠景時,如何盡量減低民主實驗失敗的代價,或政治轉變衝擊社會的風險?提出這類疑問的人,不一定想拖民主的後腿,而是反映不少香港人對民主的真誠盼望。
教會內對民主步伐的不同意見,完全反映社會上的分歧:有些人非但對政制改革漠不關心,甚至很懼怕其他人用「激進」的手段爭取民主,會破壞社會秩序;有人因二十年民主路一池死水而不耐煩,打算義無反顧、終極一戰,而且號召其他人一起跟從;也有人認為民主化是漫長的鬥爭,不爭朝夕。基督徒支持民主的理據可以各異,不同的人準備為民主付出的代價更會有所不同,有人願意犧牲多一些、有人不願意,但基督徒不應像社會上其他人一樣以政見分別敵我,我們首要應互相包容、並互相提醒:將次終極之事(penultimate)誤置為終極(ultimate)的關懷,將追求民主當為實現天國,可以構成一種罪;但以追求終極為藉口,忽略次終極之事,滿口福音和救恩,但對身邊鄰舍的生活掙扎和社會的不義視而不見,也是罪。
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黃昌榮教授有一個很鮮明活潑的講法,以自由戀愛比喻民主:即使自由戀愛製造很多現代家庭和社會問題,甚至我們不能否認在父母之命的相親制度(arranged marriage)下的夫婦也可以得到幸福,但自由戀愛仍然是現代人不能不爭取和維護的「次終極」價值。同樣,基督徒支持民主不是因為它有任何的必然「好處」,甚至即使民主不能帶來安定繁榮,我們仍然無可選擇地支持。基督徒對民主的忠誠雖然是有限和相對的(relativised),卻非虛假或飄忽的,也不是有條件地討價還價。正因為我們知道民主不是人類社群生活終極圓滿的歸宿,民主的運作是脆弱的,非但社會未必能夠靠民主選舉去自我更生、化解矛盾,反而民主制度本身需要被不斷更新,於是民主化永遠是「尚未成功的事業」(on-going project)。我們面對民主失效的唯一反應,只能是加倍努力地使之重回正軌,而非輕言回頭(more democracy, not less)。
(筆者改寫自今年1月30日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與香港民主進程的反思」座談會講稿)
《時代論壇》第1176期 2010年3月14日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58411&Pid=2&Version=1176&Cid=575&Charset=big5_hkscs
星期一, 1月 10, 2011
女生渴望的十大瞬間 [分享]
TOP 10 關鍵詞:偷看
他們牽著手在街上閑逛。忽然之間,他將她拽停,
伸手輕輕地將眼瞼下的一根睫毛撥開。她頓感幸福。撥走睫毛不過是彈指之間的小事,卻充分說明他對她的註意力100%集中。要不是他喜歡仔細地偷看她,怎能
發現剛跌落的一根細小睫毛?沒有一個女人,能夠抵抗男人如此的“竊色”。
伸手輕輕地將眼瞼下的一根睫毛撥開。她頓感幸福。撥走睫毛不過是彈指之間的小事,卻充分說明他對她的註意力100%集中。要不是他喜歡仔細地偷看她,怎能
發現剛跌落的一根細小睫毛?沒有一個女人,能夠抵抗男人如此的“竊色”。
TOP 9 關鍵詞:保護
走在熙熙攘攘的馬路口,他突然順勢將她從左邊推到身體的右邊,用魁梧的身軀為她擋住準備發動的汽車。她驚喜難當。如今的女人找老公,絕非為一張長期飯票,她們更需要擔當。男人走路時將她護在裏面,吃飯時替她擋住凜冽的冷氣,俠客般地庇護能讓女人感動不已。
TOP 8 關鍵詞:記得
她喜歡吃“可愛多”,所以冰箱中從未缺貨。突然有一天,冰箱上有張他寫的便箋:“對不起親愛的,巧克力味的可愛多賣完了,今天你不妨試試草莓味。”還沒吃雪糕,她已心如灌蜜。
粗心大意的他常想不起自己的生日,卻記得她的三圍尺寸,記得她的月經周期,記得她對芒果過敏。男人之所以記得清楚,是因為他對她念念不忘。
粗心大意的他常想不起自己的生日,卻記得她的三圍尺寸,記得她的月經周期,記得她對芒果過敏。男人之所以記得清楚,是因為他對她念念不忘。
TOP 7 關鍵詞:老婆奴
她洗澡時不小心劃傷了手,他心疼地搶過她的內衣說:“手傷了別碰水,以後要手洗的衣服都交給我。”後來他們熱戀,結婚,他仍舊每天親手為她洗內衣褲,她驕傲地告訴閨密:“我嫁了個絕世好男人。”男人持之以恒的勞動能打動女人。趙敏的最後心願是希望張無忌為她描眉,可見再潑辣的女人,也渴望有個老婆奴。
TOP 6 關鍵詞:多心
他們相約去水庫釣魚。出門後,他突然折回家拿一把太陽傘,一言不發地遞到她懷裏,她胸口一熱,感動莫名。男人的心眼太多不是件好事,但是他們的關心可以多一點,再多一點。春天約會備把雨傘,夏天約會準備驅蚊劑,秋天帶支潤唇膏,冬天備一條圍巾。正是這種實惠的溫暖,讓女人備感幸福。
TOP 5 關鍵詞:瑣碎
吃飯前,他搶先將竹筷子的碎屑刮幹凈;喝湯時,他在一邊將她散開的長頭發捋到耳後;蒸魚上桌後,他又剔掉魚刺,滿足地看著她大快朵頤。朋友都說他瑣碎得像個
老媽子,她卻說他是世界上值得嫁的好男人。歌裏唱:“愛要說,愛要做。”男人瑣碎的愛情行為,滲透著媽媽般的無微不至,女人如何不感動?
老媽子,她卻說他是世界上值得嫁的好男人。歌裏唱:“愛要說,愛要做。”男人瑣碎的愛情行為,滲透著媽媽般的無微不至,女人如何不感動?
TOP 4 關鍵詞:專註
他們在圖書市場流連。他突然在工具書架前駐足,一絲不茍地搜尋一本電腦書,認真的眼睛裏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她不由得怦然心動。很多女人喜歡看工作中的男人,男人在工作時,身上有股釘子般的“軸勁”,引無數女人遐思:要是把這份專註用來愛我該多好!
TOP 3 關鍵詞:愛屋及烏
他在辦公室忙得滿頭都是汗,她卻在和朋友談笑風生。電話裏,她說:“那群女人怪我沒買香蕉冰沙。”他二話不說,放下手頭的工作打車去星巴克。當他把香蕉冰沙
送到一群女人面前,她不僅覺得有面子,而且覺得無比震撼。真的愛她不一定非要愛上她屋頂上的烏鴉。若男人把她的家人和朋友當自己人對待,心感動之余,女人
也會采取行動,和他的親朋不分彼此。
送到一群女人面前,她不僅覺得有面子,而且覺得無比震撼。真的愛她不一定非要愛上她屋頂上的烏鴉。若男人把她的家人和朋友當自己人對待,心感動之余,女人
也會采取行動,和他的親朋不分彼此。
TOP 2 關鍵詞:尊重
他們還沒有到達親密無間的地步。一同旅遊時,她在座位上偷哭,他悄悄拉上窗子關掉小燈,讓她盡情發泄之時不會太過難堪。她心情突然轉晴,認定他是個可以信賴的人。愛情固然重要,但尊重女人的感受與尊嚴,比盲目主觀地愛更重要。
TOP 1 關鍵詞:擁抱
每次說完再見,他總要緊緊地將她抱在懷裏,默默地凝視她的眼睛,好像松開手就會觸到世界末日一般。每每此時,她總會心如鹿撞,希望就這樣抱到天荒地老。沒有**的擁抱是最動人的,借用阿基米德的理論就是:給我一個擁抱,我就可以擁有你全部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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