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占領的藝術 到藝術的占領
- 2012-4-26 22:47 作者：許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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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全球占領日之後，很多的行動者曾幻想一個很自發的占領即將發生，這些占領的活動可能連結在一起，一場重大的革命即將來臨。
這並不是空想，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債、大學削資、削減福利、移民政策緊縮等消息接踵而來。
2011年有西班牙5月的占領街道運動、7月倫敦的暴亂、9月華爾街的占領，歐美的一系列活動揭示著一個啟示時刻（Apocalyptic moment）的到來。
資本主義的突變
然而在亞洲，我們看到的只是零零星星的行動，勉強地成為當日新聞的花絮。資本主義之於亞洲就好像是一個無法擺脫的非歷史性的（ahistorical）命運。我們不難理解，在亞洲大部分國家資本主義已被徹底的合法化，特別是在中國、越南等後共產國家，國家與資本的合作似乎已成為別無他想的選擇。
而在香港，我們見到的是一種更根深蒂固的觀念，它已經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默化為一個歷史的必然：一個已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幾十年的城市；大部分人口直接或間接參與金融業；金融學科是高材生報考的科目，投資銀行是工作首選；每個人一工作都要交不知被投資到哪裡去了的強積金……占領華爾街跟香港市民的距離是真的隔了個太平洋：奧克蘭、倫敦的大罷工只存在報紙、螢光屏上。然而，在香港我們卻可以見到幾乎是亞洲規模最大的占領（雖然只有幾十人）﹕在香港中環地標之一的匯豐銀行樓下的空地上，扎著一個個與週圍那些玻璃帷幕建築物、酒店、購物商場格格不入的帳營，中間堆放著沙發、煮食用的器皿，以及許多反資本主義的書籍。而有趣的是，反金融資本主義從某種程度來說，並沒有構成這個占領運動的主體。
無疑，在這個運動裡有一小撮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受害者，例如曾購賣雷曼兄弟債券而失去大半生積蓄的苦主，但他們的參與很大程度只是景觀式的：也即是在帳篷上、街道的圍欄扎上控訴銀行的牌匾。這些鋪天蓋地的宣傳品中，我們很容易突略了這樣的一個刺點（punctum）﹕「香港已沒有良心銀行」。這表面上控訴貪心的銀行家們的標語，背後是一個很天真的想像，它將這些機構擬人化，並賦予它們「良心」。這也呼應著我們之前談過的，資本主義在人們觀念裡一直是一個好的東西（也即是商人治港是合理的），只是突然之間有了害群之馬。
■作為亞洲金融中心，資本主義徹底滲入香港，絕大多數民眾直接或間接地涉入金融產業。圖為走在香港街道上的民眾，身旁張貼一張匯兌服務的大型廣告，攝於2011年7月26日。（圖文／路透）
這種分析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因為它忽略了資本主義在過去幾十年的突變，而這個突變對於建構一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是一個必須：它不可能停留在1970、80年代多勞多得的模式，而必須變本加厲地累積財富。但我們必須明白1％與99％的比喻並不僅是攻擊那些有錢人，要他們為當今的境況負責任，它要針對的是讓他們可以這樣謀利的資本主義系統。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早就提醒了我們這一點：「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並不是要用玫瑰色來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不過這裡涉及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帶者（Träger），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是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
占領者：一個整體的否定
這也解釋了為甚麽改良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右翼人士，對於「沒有訴求」的耻笑其實是一個很沒有想像的誤解，因為行動者要求的遠超於他們的想像：一個整體的否定。在這個背景下，我覺得「占領中環」比起歐美的占領運動更好地說明這一點。與歐美的占領相比，香港並沒有相關的經驗，就算在校園內最多也只有很文靜的抗議。例如說去年英國政府削減教育經費，同時將本地學生的學費提高3倍，兩個月內倫敦大學的學生便分別占領了學校行政單位、圖書館等建築物，中斷了學校的部分運作。占領並沒有經過精心部署而是自然而然地發生。又例如在法國，每當有遊行，周圍都是十幾歲的高中生。香港沒有這種抗爭的傳統，這也是為甚麽我說資本主義之於亞洲是非歷史性的命運，我們只能借鑒的是一段短暫的抗爭悲劇。所以在歐美的占領會有很大聲的響應，因為占領是一個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單單在倫敦便有25處的占領，繼之工人階級、公務員也加入大罷工。
「占領中環」雖然是響應占領華爾街的運動，但要理解這個運動我們必須回到城市本身以及它的歷史。而這說明，如果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可以成了一個普世性（universal）的運動，它並不是任何一個偉大理論家或行動者的發明，它的可能性在於連結每個獨特的（singular）運動。在香港，金融危機的影響並沒有歐美的大，事實上當歐美都在減少文化、教育上的投資，香港（以及中國）幾乎是在做相反的事情；當歐美在削減福利，香港、澳門卻在派錢給市民。在這樣的前提下，香港的占領到底是在反對甚麽？要求甚麽？我們可以簡單地回答，香港的占領所反抗的是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包括過長的工時、地產霸權、官商勾結、警察秩序等等。
在這篇文章裡，我想以空間作為切入點來談占領運動的意義，並談論藝術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我嘗試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解釋占領運動和前衛藝術，特別是和情境者國際（SI,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關聯，在第二部分，我會大膽地提倡以占領作為對今天藝術與社會運動分野的批判。我並不採用中文一貫的翻譯「情境主義國際」，因為這是對SI一個最不美麗的誤解。因為SI反對的是一切的意識形態以及「主義」。
我首先必須承認這個切入點並不僅是作為旁觀者的觀察。在占領中環發生之後，我和藝術家程展緯在占領地點開始了一系列的討論，去想像怎樣去想像藝術、理論以及占領的方式。我們和占領之間的關係亦內亦外。早在幾年前，當程展緯以及劉建華等在銅鑼灣的時代廣場進行了占領活動之後，我逐漸相信SI嘗試改變城市的策略可以為香港打開一種新的空間政治。所以對我而言，程展緯某種程度上已經是個SI。而另一方面，我的朋友，一個十分認真的占領者，Nin Chan，是飽讀SI理論的左翼青年，他在占領運動理論方面的介入，帶著濃厚的SI色彩。但無論如何，占領中環有兩點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一、改變了空間的使用以及定義；二、嘗試發展一個另類社會關係的社區。
情境者國際（SI）的空間政治
德博（編按，Guy Debord，1931-1994，法國哲學家，「情境者國際」創始人之一）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是馬克思的延續，如果說馬克思在《資本論》指出了工人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換取工錢，而在工廠裡重覆的工序中被異化（alienated）。德博嘗試指出的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異化已是無所不在。在工廠裡、辦公室的生產過程裡，異化持續；而在商品的流通過程中，一個景觀社會已形成，以及在不斷地強化。景觀簡單來說便是商品、廣告、媒體、科技等的影像，這些影像同時是一種人與人之間關係抽象的表象。我們視覺上只見到圖像，但整個生產過程卻被掩蓋，整個人際關係只餘下最表面的東西，同時這些影像正在不斷地生產一些虛假的欲望，阻止了真正欲望的實現。而城市的規劃，例如商場與街道的設計等則是建立通訊渠道，讓這些景觀接觸我們。我們的經歷，也即是我們的時間以及生命，已經被異化成為視覺上的載體。SI提議的是一種空間的政治，也即是去發展一些技巧改變空間以及通訊，進而改變生活以及感覺。
這種空間政治對於21世紀的大都市越趨迫切，但香港早已面臨這種困境。香港的人口密度早已是世界前列，而且多次選擇填海去拖延問題。去年在香港「地產霸權」成為了年度詞語：在政府的默許下，地產商通過圈地、炒樓來賺取暴利。與內地的「蟻居」相似，香港盛行一些稱之為「劏房」的東西，將一些舊樓再「劏」成更小的單位。低收入的人士被逼要租住這些幾十平方呎的地方，而他們每天上班必須穿過地鐵上蓋的商場，沿著建築師刻意安排的路線，讓商品的影像以最直接及最持續的方式進入視覺。
▲香港證券交易所的外圍，聚集了參加「占領中環」活動的民眾，圖攝於2011年10月15日。（圖文／路透）
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普通人大學畢業之下，他或她如果搬離父母獨居，便可能要住在這些空間，如果他或她決定要買樓，便只有用餘下的30年慢慢地去清還房貸。但作為人民代表的政府並沒有將土地視為人民共同擁有的東西，而是視自己為一個絕對的擁有者。
2009年的菜園村事件中，政府不惜將村園毁滅來建立一條全球最昂費的高鐵。在資本以及政府的合作下，空間的秩序被過度的格式化。最簡單的例子莫過於充斥著許多不合理規定的公園，例如不準打球，不準踩單車。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莫過於住於新建成的政府總部的添馬公園草地，它表面歡迎市民前來休息，但如果市民想要躺下，必須睜開眼睛，若閉上眼睛便會被保安趕走。這種空間的規管不只是物理上的空間，而是人生活的空間，也即是將人合法化為一種可被壓迫、剝削以及奴化的動物：樓奴、經濟人等。
上世紀中葉，情境者國際的發展以及影響便是要回應這種空間對人的異化。SI本身可被視為反異化的運動，這在無論是在德博自己的《景觀社會》、瓦內根（Raoul Vaneigem，編按，比利時哲學家，與德博都是情境者國際運動的主要理論家）的《日常生活的革命》，還是1968年激發法國學生運動的小冊子《關於學生生活的貧乏》裡，我們都可以見到。
為甚麽我們要屈服於這種生活？
SI發展了不同的「占領」的技巧，發展一種總體都市主義（urbanisme unitaire），例如飄移（dérive），參加者可以花上整天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憑自己的感覺、情緒、心理走動。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則是參加者通過「括號」了日常生活裡由景觀強賦在人身上的常規（routine），而用自己的經歷（稍為真實一點）來重新詮釋這個城市（心理地理學）。譬如說將一張倫敦的地圖用在柏林或巴黎，去發展出一種沒有目的──或者說活動本身就是目的的形式。SI發展出來的另一個技巧叫異軌（détournement），將一些主流的影像、作品重新詮釋。例如在一幅塞納河旁聖母院的廉價油畫加上幾筆，然後重新定義。這些技巧企圖重新定義已被規範化的景觀，以及改變空間之間的通訊，就好像占領者將介乎私人以及公共的中環匯豐地下變成任何人都能參與的共同空間（commons）。
占領中環對於空間的重新詮釋，不單是在概念上，而且在物質上，例如在這裡進行植物種植、禮物墟、燒烤、音樂會、自由學校（Free School）等，將日常生活的情景重現在一個原來只是人流穿梭的樞紐。場地上的圖書館、沙發、廚房等完全以開放的姿態邀請路人、參加者，免費享用。
與其他的社會運動例如過去幾年發生的天星、皇后碼頭的抗爭運動相比，這裡儼然不同。它沒有訴求（或者說無限訴求），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敵人，也沒有很強烈的對立。正因為如此，它與以往抗爭運動的格格不入並沒有引來社運入士或者學者的興趣。它所呈現的批判是從日常生活開始：生活可以不一樣。也正是因為這種形式改變，以及對空間的批判，我認為占領活動和SI在意義上有很相似的地方。SI深受前衛藝術運動的影響，包括達達主義以及超現實主義。前衛藝術所提倡的是一種藝術形式（form）的否定（negation），這並不是說藝術家的風格等，而是藝術存在的形式。所以杜象的「現成品」，是一個形式上的改變，無論那是一個尿兜還是一個馬桶，從此以後藝術作為藝術的存在方式已被改變。SI可以說是對前衛藝術的揚棄，但這種揚棄不是verneinen（否定）而是aufheben（編按，哲學意義上的揚棄），它同時是超越以及保存。
占領中環與SI一些綱領的相似之處，並不全然是因為裡面有不少藝術學生或從事藝術相關的人，而是兩者都嘗試從生活的思考出發：為甚麽我們要屈服於這種生活？是甚麽造成了這種生活？我們可以改變甚麽？它所帶出來的是另一種抗爭方式，如果那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它並不需要在人流川湧、吵鬧的中環進行；它也不是為抵抗某個項目而進行的活動，而是一種更徹底的要求：一種全新的生活和感覺如何在一個不可能的地方發生。
藝術與社會運動
這和SI的出發點幾乎是一樣的，它追求一種全面的批判（total critique），這種批判並不扎根於一個詳細的、具體的、政策主導的烏托邦式的論述（譬如布爾什維克主義），而是到了日常生活的細節，從另一個方向質問生活本身的可能性。這種社會運動的自發性，我稱之為一種非意識的藝術形式（unconscious art form），它也標誌著一種社會運動以及藝術之間的新的關係；同時可以視之為舊的關係的批判。所以在這裡我想以占領運動去重新詮釋藝術和社會運動的關係，這種關係並不算新，但是起碼當前的理解仍然模糊。但在正式進入這個討論之前，我必須聲明我並不是一名研究香港藝術史的學者，我的學術背景是哲學和文化理論，我想要處理的問題是在甚麽條件下這種關係需要被重新審視，新的行動可以如何想像。
當我們在說「藝術與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常常忽略了這個「與」字。「與」字一方面可以是一個分離的符號，也即是藝術與社會及社會運動之間可被視為兩個分開的抽象範疇。這種想法有兩個很直接的後果，例如藝術家視藝術作為工具去介入社會運動：它既可為革命出來，也可以為首領（Führer）服務。我並不是說藝術不能作為宣傳工具去介入社會運動，而是說僅將藝術視為功用（無論是社會運動還是真善美），會很容易地便不自覺地將藝術從社會生產中抽離出來，而藝術只會淪為表象（representation），成為傳媒事件，在報紙上佔一小角或在電視上出現8秒。
另外，藝術享有一種超越性，例如較早前為了支援一名被捕的知名藝術家，一些藝術家會認為藝術不應該受審查，藝術家不應該因為言論而被拘捕，也即是藝術有它的超然性，或者「純性」（purity）。這種對藝術「超越性」以及「純性」的批判，早已出現在德博對SI之前的前衛藝術的批評：「達達主義想要粉碎而不實現藝術，而超現實主義想要實現而不粉碎它。情境者一向以來的批判位置是藝術的粉碎和實現是藝術超越性的兩個面向。」當然我們必須說任何人都應該有他的言論自由，無論是藝術家還是工人。我們必須留意「與」的另一方面也表示一種融解（dissolution，而不是融合），而要理解這種融解，我們必須回到德博所說的景觀，以及德國哲學家阿德諾（Theodor Adorno）所提出的文化工業。
德博和阿德諾在著作中並沒有提及彼此，但兩者在對於當時藝術的診斷卻是十分相似。SI的反藝術傾向在它的宣言中聲言在達達主義以及超現實主義之後藝術已經死亡。死亡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前衛藝術已成為了景觀的一部分。
德博和沃爾曼（Gil J. Wolman）這樣說，「因為對於資產階級對藝術以及天才的概念的否定已經儼然如一頂舊帽，在蒙娜麗莎上面畫上鬍鬚並沒有比原來的畫作有趣」。達達作為一種「反藝術」的創作，今天已經成為了藝術館裡常設的展品，而且是投資的保障。達達曾擁有的批判性在資本的擴張中被吞沒並收編（recuperation）。
阿德諾和霍克海默的《啟蒙的辯證》對於文化工業的批評和SI有很相似的地方，文化工業所產生的「文化意識形態」就好像景觀一樣變成了一種欺騙或假象。電影、書本、音樂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變成了維持人類異化的工具。甚至今天，我們可以見到這本《啟蒙的辯證》也成為了許多大學培訓「文化工業家」的必買教材。然而德博和阿德諾對於如何對抗的方法截然不同，而如何詳細比較他們的思想則不在這篇文章的範圍內。
同時是藝術也是政治的前衛運動
必須指出的是，文化工業和景觀的結合己經超出了德博、阿德諾的想像，資本主義和文化工業已幾乎畫上等號。一方面，藝術不必以商品的形式出現，它本身可能不再構成獨立的價值，而是如德國藝術評論家戴德里克森（Diedrich Diederichsen）所說的Mehrwert。Mehrwert的德文語意為「更多的價值」，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剩餘價值」，但戴德里克森的Mehrwert則更像是增值，例如增加該相關商品的價格，或者該地點週圍房地產、餐廳、商品的價格。另一方面設計、科技正在和藝術靠攏，正如iPhone、iPad等早已超過了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故此哲學家斯羅德戴克（Peter Sloterdijk）建議在這個結合裡，功能主義與感知（perception）再次連結，也即是將功能物件帶進了美感經驗。從這兩方面來說，我們可以說是德博的景觀和阿德諾的文化工業的一種進化。藝術的「純」已早被融解在社會的動態裡，所有的可能性行動只有在融解的思考中出發。
在SI的宣言裡，「我們是藝術家正是因為我們已不再是藝術家：我們實現藝術」，SI既是前衛藝術運動，同時也是前衛政治運動。藝術家和行動者的分別已經消失，也即是說即沒有藝術家也沒有藝術行動者，藝術家在行動中變得模糊得認不出來，就好像在「占領中環」的運動中，沒有策展人，也沒有藝術家。我想指出的在占領運動為社會運動以及藝術締造了一個新的情景：首先是占領作為一種空間政治的必要性，這種政治並不只是要重新奪得對城市的權利，而且是要重新去締造一個個新情境，那裡人們可以去體驗一種新的的生活和感覺，也即是占領可以成為一種不斷被重覆的抗爭模式。其次是藝術已融解之後行動的可能性，也即是在甚麽條件下，藝術可以抵抗景觀化？換個方式問如果丟棄認同建構以及表象媒介之後，藝術還可以以甚麽形態存在？SI示範的並不是類似détournement之類的技巧，而是前衛藝術以及激進政治合併的可能性，而占領中環或者可以作為這樣的一個示範。
À prendre dès le début !（註）
註：這是德博在最後一部自傳式的電影In girum imus nocte et consumimur igni最後的一句話，意為：回到開始，回到我們的慾望以及生活。
【後記】筆者在今年4月份回到占領現場，占領運動還在進行。
在半年後，到底這場占領運動帶來了甚麽呢？只是一個個人自療（therapeutic）的過程？還是它已逐漸變成一個具組織性的政治團體？在這次短漸的逗留裡，我並沒有時間去深究，但似乎占領需要另一個未來，如果它不想變成一個景觀的話。最壞的後果，便是最後變成和印菲移工的週日聚會無異的活動──成為遊客消費的一部分。
過去半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組織、藝術與社區的關係，我開始覺得那裡既有一條崛頭路，同時也隱藏著超越國際情境者的可能。以社會運動作為藝術的對象已經失去了它在過去所固有的威力，特別是在無止境的市場化以及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過程中，充滿藝術性的「快樂抗爭」便好像買有機菜一樣。如果藝術與社會運動的再次結合的可能，我們必須重新去評估藝術的對象，而這個新的對象對我而言，便是社區以及經濟：如果士紳化、都市化是以藝術以及設計改變經濟，那藝術家能怎樣回應呢？如果不是只創作更多作品來加速這場改變的話？我目前編輯的一本書《創意空間──亞洲的藝術與空間抗爭》裡面將詳述這個提議，台灣的高俊宏先生也是這本書的作者之一。
【編按】本文作者許煜，香港人，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文化研究中心哲學博士，現為巴黎龐畢度研究與創發中心（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博士後研究員，專研技術及媒體哲學，特別是建基於海德格爾與胡賽爾的現象學以及法國後現象學傳統。
他的興趣也包括馬克思及安那其思想的研究，同時也是獨立藝術及文化研究組織DOXA Collective的創立成員之一。最近譯有葛雷柏（David Graeber）的《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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